校友專訪

經學史家‧現代詩人

-專訪陳鴻森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採訪整理/林秀美

 

年少輕狂 求學路舛

    陳鴻森先生,1950年出生於高雄鳳山郊外的農家。父親耽嗜群籍,雅好藝文,使他自幼秉承庭訓,四、五歲即熟背《四書》,小小年紀就能為村人寫信給他們外地當兵的兒子。當時距戰後不久,戰爭的陰影仍揮之不去;那也是個貧窮的年代,他曾因交不出十元補習費,不敢上學。

    小時學業成績一向名列前茅,只因個性叛逆,頗令師長頭疼。進入所謂「狂飆時代」的青春期後,高中學業變得斷斷續續,1967年痛定思痛自願進軍校接受磨練,才中止了放蕩不羈的生活。

    在沉悶刻板的軍校生活裡,閱讀了當時通行的藝文刊物如《幼獅文藝》、《創作》、《文壇》、《青年戰士報》、《新文藝》等,因此誘發了他的創作慾,開始向《青年戰士報》投稿,發表詩作。第二年(1968)創辦《盤古詩頁》月刊,出刊九期,因軍方政戰單位干預而停刊。同年與陳千武、李魁賢等笠詩社前輩詩人結識,1969年加入該社。翌年出版詩集《期嚮》,開始在《笠》詩刊大量發表作品。

    笠詩社為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團體,與他同時活躍於《笠》的詩友有李敏勇、鄭炯明(《文學界》及《文學台灣》創辦人)、陳明台(陳千武之子)、拾虹和郭成義(《自由時報》撰述委員)等人,他們這些新生代,很快的成為七○年代笠詩社的中堅,藉由詩的形式,批判、諷諭時政。在當時黨國統治體制,和極右的時代氛圍裡,他們鮮明的本土意識和現實批判的精神,其色彩是極為突出的。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二本詩集《雕塑家的兒子》。

    除了詩創作外,他也開始撰寫文學評論,發表在《笠》、《青溪》月刊、《台灣時報》等刊物,前後有一、二十篇之多。這些評論文章曾結集為《現代詩的考察》一書,原已交付印刷廠排印,但校稿時自悔少作不足存,賠了排版費了事。這本評論集雖未出版,卻成了他爾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也由此漸感一己所學不足,有了報考大學之念,因而重拾起荒廢多年的課本。

 

浸淫古典 良師多助

    從事文學創作五、六年之後,決意以同等學歷的身分投考大學。當時(1974年)正逢世界能源危機,部隊為節約能源,晚上一到九點,營區就全面熄燈,僅廁所門前尚餘一盞昏暗的燈光,就在這燈下苦讀一年。由於國防部准考大學函久未發下,沒有機會報考日間部。後來則以當屆榜首成績考進本校夜間部中文系。

    當初志在現代文學,面對多厚古典文學的中文系課程,頗難愜意,甚或動念想轉法律系。閒蕩了一學期,經過半年的調適才漸入佳境,這完全要歸功於楊承祖教授的鼓勵。「楊先生開的《文學概論》我很少去上,但是他對我期末考不按課本及講義做答,仍給予高分。點名時,還表示希望我去上課『讓他看看』我這個人,所以下學期我才乖乖上課去。」自此對中文系的排斥感始漸消除。

    大三時進入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工讀一年,激發了他研究古典文學的強烈動機。工讀期間將《昭明文選》、《論語注疏》、《莊子注疏》這三部舊籍逐篇點過,對古典文學、傳統學術的興趣無形中益趨濃厚。

    大五修習張以仁老師的「訓詁學」和楊承祖老師的《詩經》,讓他分別領略了訓詁學的堂奧,以及古典詩的韻味;而梁榮茂老師、黃啟方老師,對他的研究精神也給予引領和激勵的作用。

 

峰迴路轉 志在經學

    大學畢業後,以一年時間閉門研修《尚書》、《詩經》、《莊子》、《荀子》等先秦經典,為投身先秦學術研究做留學日本的準備。當時一心想師從東北大學金谷治教授治先秦諸子。到日本後,由於氣喘宿疾,考慮氣候因素,不得不將留學志願由東北大學改為東京大學,卻限於學歷被要求先修兩年。正當進退維谷躊躇之際,適逢楊承祖先生在中研院史語所訪問一年,偶然與當時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張以仁先生談及這名學生的情況,二人皆以為流落異國不免可惜,因此與所內先生商量,有意延攬他進入中研院任職。這消息著實令人喜出望外。於是在一個月內寫成兩篇論文,陳槃先生(中研院院士,專研讖緯、《左傳》)、王叔岷先生(專研先秦諸子、道家與校勘學)及李孝定先生(專研甲骨文)等所內方家審閱後,極表歎賞,因具名推薦,經審查投票通過,於1982年4月返國,進入史語所工作。

    旅日之際,經常流連於東京神田古書店及東大圖書館。將近一年停留期間,觀察比較了台灣與日本研究先秦諸子的優劣勢,他發現日本大學文科學生的社會科學訓練較為完備;反觀台灣學界僅能從訓詁文義著手,短於思想分析。其次,研究先秦學術勢必不能忽略大陸近年的考古發掘,但當時台灣比起日本,獲取相關資訊的步調顯然落後甚多。換言之,如果要在台灣從事相關研究,可謂事倍功半。幾經思量,決定重新探勘個人的學術研究礦脈。

    經過一番深入的自我評估,最終他選擇了「經學」為未來治學方向。其間自受有師長的影響,根本的意義則在於:經學乃中國文化的主體,經學統攝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多元範疇,在西方學術分科概念進入中國之前,經學即相當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集合。有感於大陸文革時期「批孔揚秦」,經學研究破壞殆盡;而史語所內亦舊學零落,因此他毅然以「舊學」自任,志在傳承史語所樸學風尚,庶不負陳槃先生等老學碩儒的殷殷期望。

    史語所為國際漢學重鎮,才人輩出,沒有顯赫名校碩、博士學位的他,其學養深為所內同仁及國內外同行學者所推重。二十年來孜孜潛研,勤於著述,入所三年後即升任助理研究員,1991年升副研究員,前年(2000)則成為正研究員。1992〜95年曾於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講授「中國經學史」、「經學史專題討論」等課程,指導博、碩士生多人。

 

潛心實證 鑽研清學

     置身學風謹嚴的史語所,研究取向自然偏重舊史的考證,又由於清代是經學研究的頂峰,他的研究同時兼治清代學術。清學本以考據見長,大陸學界五○年代以後,對考據學一度亟加貶抑,理論先行。「八0年代以後,大陸經學研究逐漸復甦,但他們批判復古思想,往往強調古為今用;相反地,我們追求的是歷史實態,不喜歡太多後設的解釋。」基於考據學研究難度較高,尚有許多待開發的領域,早在二十年前他即投身清代學術史研究。為此,他自修文字學、校勘、輯佚、目錄等以為輔助,力求「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的考據學及其心態」。

    近五年來,主要致力於《續修四庫提要‧經部》辨證、《孝經》學史、乾嘉學術考辨、乾嘉學者集外遺文輯存及其年譜編纂等,五年間共發表學術專論十六篇。1999年以來,陸續發表《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三卷、《阮元揅經室遺文輯存》四卷、《錢大昕年譜別記》等,深受學界矚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陳祖武教授曾撰文推介。

    他將鑽研經學史比為「書本上的文獻考古」。以輯佚工作為例,他為錢大昕、阮元諸家輯錄遺文,無不費時十數年而後成,但通過這些輯佚成果,便為清代學術研究積累大量學術史料。大陸學者也有人從事類似的工作,但所得遠遠瞠乎其後。輯佚之際,他利用這些新材料從事重要學者的年譜編纂工作,「我比較重視人物活動對學術的影響,而非只針對某一人做孤立的研究,或對某一本書做釋義,所以要不斷地發掘新資料,有些材料甚至是在國際拍賣會上蒐尋所得。經過累積、分析、辨證,重新評價,整個過程無異考古發掘。」

 

藉詩議政 詩心悠揚

    雖然身在學界,但並未自絕於社會現實。進史語所之初,他已敏銳地洞悉當年台灣社會將面臨劇烈變動,因而重拾文筆,藉詩寓意,創作了不少批判體制的現代詩。如<比目魚>一詩以比目魚暗喻兩岸關係之難分難合,巧妙至極,曾獲1984年吳濁流文學獎的肯定;而多首論及終戰賠償的新詩,更是走在社會民意前端,充份流露詩人關懷庶民之情。

    近年來由於學術研究繁忙,詩作較少。但對於孕育無數台灣本土詩人的笠詩社,作為成員之一的陳鴻森未嘗忘情,有心為《笠》尋求其詩史定位。除了編纂《笠詩社三十年總目》、《笠詩社年表》外,1999年重印《笠詩刊》前二十年共一百二十期,舉辦「笠詩社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笠詩社研究論文集》,並指導碩、博士生以台灣現代詩為研究主題撰寫論文,期使台灣現代詩的研究更為深化。

特稿

我和人類學系創立之初

文/陳奇祿

 

    編按:本文乃陳奇祿博士(本校人類學系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為《台大人》一書於去年寫就之自述,本刊在徵得其同意後,先行於雙月刊披載,以饗讀者,同時藉此祝賀陳奇祿教授八秩華誕。人類學系為慶祝這位台灣人類學最重要前輩導師的八十大壽,已於4月26、27兩日舉行「人類學的比較與詮釋:慶祝陳奇祿教授八秩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是1949年(民國38年)2月進入台灣大學,先在歷史學系任助教,同年秋天,考古人類學系(今改稱「人類學系」)成立,轉入人類學系。我進入台大,機緣和過程都可說是頗為曲折的。我1948年2月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學系,回台後,在台北市《公論報》任編輯,並負責副刊《台灣風土》(一個專門介紹台灣史地風俗的刊物)的編務。由於約稿的關係,我時常造訪台大歷史學系,請教問題和拜託撰稿。那時台大的文學院長是沈剛伯教授,歷史系主任是劉崇鋐教授,但是講授有關台灣史地課程的是陳紹馨教授、楊雲萍教授、方豪教授和戰後仍留校任教的日籍宮本廷人教授和國分直一教授等人,此外,醫學院解剖學金關丈夫教授對台灣的民俗文物有專精的研究,也都是我請益的對象。

    記得1948年10月,為慶祝台灣光復,於介壽大樓(現總統大樓)舉辦博覽會時,台大歷史學系負責風土館和文獻館的策劃與佈置,其時我雖未進入台大,但也參與工作,且在《台灣風土》特闢二期的篇幅,專文介紹。台大人類學系現藏巨幅介紹台灣南島語系原住民文化的「台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就是當時的展品。此圖由金關和國分兩教授策劃,立石鐵臣先生(留用於歷史系的日籍畫家)繪製。國分教授和立石先生另曾合撰<台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分期連載於《台灣風土》,後因立石先生提前歸日,乃由我接替版圖繪製工作,這是我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化的開始,沒有想到它竟成為修習政治學的我,進入人類學領域的敲門磚。我在歷史學系主要的工作是歷史文物標本室的管理。

    1948年,傅斯年先生任台大校長,(傅先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歷史語言研究所也移來台北,該所的許多位研究人員在台大兼任教授,台大歷史系的師資陣容大大充實堅強。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安陽發掘和許多重要史前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卓有成績;原台北帝國大學則原有土俗人種學講座的設置,乃有在台大設置人類學系的建議。1949年8月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改稱人類學系)成立,由李濟教授任系主任,教授有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諸先生,翌年,加聘凌純聲教授,我因職務關係,也轉入人類學系。

    1940年代,人類學系在亞洲還是一門冷門的學問(台大設人類學系比東京大學還早幾年),人類學系設立之初,學生很少,記得第一年只有一人,後來也轉系了,幸第二年有唐美君和李亦園二位轉入,他們二位是第一屆畢業生,於1953年畢業,所以說從第一年起,我們纔有在國內自己培養出來的人類學者。至於我,自系成立,舉凡系裡課程,我都隨班聽講,我雖不是系裡學生,但無疑也是國內培養出來的,我是一個十足的台大人。

    考古人類學系設立之初,傅斯年校長認為人類學對研究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性,要求人類學系導論課程,也應列為歷史系必修課目。其時,人類學系導論由李濟教授講授,我任助教,也都隨班上課,幾年下來,我導論課聽了三、四遍。1951年我到美國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進修,1953年返校任教,李教授把導論課程讓給我教,一直教到1963年我再度出國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研究為止,一共十個年頭,也可說是相當長久的了。

    李濟教授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所以台大人類學系的課程安排,也大體取法哈佛,但台大也另有二三特殊課程,諸如民族學田野調查、考古學田野發掘、和人類學標本整理等,我因管理標本室的關係,標本整理課在系成立初期由我擔任。人類文化有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和物質生活諸方面,標本整理就是物質文化的研究。

    台大人類學標本室自台北帝國大學設立以來,蒐集台灣原住民文物標本,多達數千件,我何其幸運,在這裡工作、研究,1966年完成《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1968)一書,獲得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我認為物質文化的研究,在成果發表時常,需附有照片與繪圖作為佐證,因此在人類學標本整理課中,我兼討論圖版的製作問題,在撰寫《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時,我也花費很多時間自繪插圖。我非常感謝何浩天館長於1979年9月將這些插圖安排成「原始民藝素描展」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這次展覽將原標本、插圖原圖、印成之書物(即《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並列展出,可說是相當新穎的展示方式。這也是台大標本室藏品的首次校外展覽。這次展覽引起藝術界不少注意,我也寫了<我如何插圖──寫在「原始民藝素描展」之前>(民國68年9月25日,《聯合報》)作為回應。

    另外的特殊課程是考古學田野發掘和民族學田野調查。這兩個課是二選一的必修課,田野課須在田野間進行,所以都安排在假期期間,我擔任民族學調查課,所以說我幾乎沒有假期。台灣是人類學教學的優良園地,因為台灣仍居住有數十萬南島語系之原住人口,他們的居區在中央山脈和東海岸地區,他們是我們調查研究的對象。

    半世紀前,台灣山區是更遙遠的地方,記得民國38年7月隨李濟、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石璋如諸先生到台中縣仁愛鄉瑞岩調查泰雅族時,從台北要花三個整天,穿山越嶺,經過陡峭山徑和殘破斷橋,始達目的地,但,這次短期集體調查卻是國人在台灣進行人類學研究的開端,所出版《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文獻專刊第二號,民國39年2月)是國人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人類學調查報告,而我和石璋如先生合寫的瑞岩人的「衣、食、住」也是我最早有關人類學的文章。

    從1953至1960年我擔任民族學田野調查課,帶領同學調查過屏東縣魯凱族(1953年5月、7月;1958年8月)、花蓮縣阿美族(1953年12月)、台東縣卑南族(1954年2月;1958年8月)、蘭嶼雅美族(1954年7月)、日月潭邵族(1955年1月;1956年1月)、屏東縣排灣族(1958年1月)、花蓮縣阿美族(1960年2月),均有研究報告之出版──‘An Investigation of Ami Religion’, By Chen Chi-lu and Michael D. Co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Taiwan Museum, Vol. VII, Nos. 3-4,1954;<台東縣卑南鄉南王村民族學調查簡報>,衛惠林、陳奇祿、何廷瑞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三期,民43年;<蘭嶼雅美族人類學資料>,陳奇祿、林明漢、任先民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四期,民國43年;<台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族和婚姻>,《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民國44年;<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民國44年;‘The Agricultural Methods and Rituals of the Budai Rukai’,Studia Taiwanica No.1, 1956;<台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屋和木雕>,《台灣研究》第二輯,民國46年;<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民國48年。

    原住民自遠古時代便居住於台灣,漢人移入,人口代有增多,明清時代,反客為主,平均區域為漢人佔居而原住民則多集居山區。過去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學者,對台灣原住民的分類,分為高山族和平埔族二群。此種分類,雖以居地為其依據,但也含有漢化深淺之意義。也許邵族因與漢人接觸較久而被列為平埔族群,因而常遭研究者所忽略;原台北帝國大學《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著,1935年出版)亦未將邵族包括其中,所以我們非常高興這次民族學田野調查課能夠邀請到美國西雅圖大學語言學權威李方桂教授、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系余錦泉教授、鄭聰明教授,和本系唐美君教授、李亦園教授的參加日月潭邵族之調查而完成較為完整的研究報告──《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一種: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包括陳奇祿:<日月潭的邵族社會>;李亦園:<邵族的經濟生活>;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教>;余錦泉、鄭聰明:<邵族的體質>;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邵語記略>1958年1月)。

     在這期間,我自己的研究則集中於排灣群(包括排灣族、魯凱族和卑南族)木雕藝術及其類緣關係的探討。木雕藝術的研究,雖以博物館的藏品為其主要對象,但僅限於博物館的材料,自然是不夠的。因為若干體積大的雕刻和若干與其社會宗教具有深切關係的標本,是不易採集到博物館裡去的。我們認為標本的研究,須以田野調查予以補充。

    我非常感謝我的妹夫唐美君教授(那時他還是人類學系講師,後升任教授兼系主任,唐教授1983年8月赴加拿大溫哥華出席學術會議,歸途病逝於美國,我悼念他)不惜勞苦,陪我走過屏東和台東兩縣的數十村落,把當時仍存在山地間的木雕幾乎全部予以記錄,完成《台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二種,1961年)。翌年,第二屆亞洲史學家會議(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在台北舉行,我任大會秘書長,并在會中宣讀‘Woodcarving of the Paiwan Group of Taiwan and Its Affinities’論文,便是依據我長期調查研究的心得寫的。1967年,我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之「早期中國藝術與太平洋區」研討會時,更將比較研究範圍予以擴大,包括荊楚文化,試圖建立太平洋區遠古時代的文化史,寫成‘The Aboriginal Art of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II, pp.395-430, 1967)

    1965年11月15日是國立台灣大學二十周年校慶,文學院諸位先生商量慶祝的方式,許倬雲教授和我提議舉行一個小型研討會,以「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為主題,邀請校內同仁參加。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是:歷史文化的探討應以實地研究為其基礎,所以地區研究在歷史文化的探討上具有重要地位;台灣為一理想的地區研究的園地,台灣地域雖小,歷史雖短,但它保有相當完備的文獻和統計資料,又因移民入台先後,更形成相當複雜的層次,所以詳盡的台灣研究,可為我國歷史文化發展變遷的最好印證。我們的建議得到同仁們的支持,參加者及其提出的論文如次:凌純聲:<中國大陸與台灣及太平洋>;林朝棨:<第四紀之台灣>;夏德儀:<台灣史料舉隅>;方豪<修志專家與台灣方志的纂修>;楊雲萍:<南明鄭氏時代的台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許倬雲:<台灣墾殖與中華民族的擴展>;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台灣>;黃得時:<台北地區之發展>;賴永祥:<台灣基督教的發展>;戴炎輝:<台灣的法制>;衛惠林:<台灣土著社會研究與中國古史印證>;唐美君:<台灣土著的涵化問題>;陳奇祿:<台灣土著研究與中國的人類學>。這次研討會是「台灣研究」正式進入學術殿堂的開始。

    這種型式的研討會後來得到美國哈佛燕京學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支持,自1965年12月至1967年7月的一年又半的時間中,定期舉行台灣地區研究研討會,由我主持,前後計有討論會十一次、講演會二次、採訪會二次,和劇藝表演會二次。參加研討會的不限於台灣大學兩個學系的同仁,亦邀請了校外關心鄉土研究的學者參加。(《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台灣研究研討會紀錄》,1967年;《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五種:台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續集》,1969年)。

    這是「台灣研究」的濫觴時期我所參與的若干學術活動。現在「台灣研究」已成顯學,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也經籌備即將成所,我獻上我衷心的祝福。

管理新知

創業管理思維中的若干迷失

文/黃崇興(工商管理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全球經濟版塊產生變動,在自由化與全球化的同時,國際自由競爭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蔚然而生。台灣產業的基本問題在於必須認知:不是該留住誰的問題,而是只有適應能力佳、有利基有價值、市場靈敏度高、具創新能力的組織才能夠在未來成功。所以在這一股變革的洪流中,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新經濟環境下,找出自己的定位,將對的事情做對。

    台灣在先天資源上的限制,與後天的重重困難之下,創造出一段經濟奇蹟。這個奇蹟實在是『人為』的,這個奇蹟主要是政府在人才的投資與培育,正確的配合世界經濟的走向,提出正確的發展策略,加強配套措施,讓工商業界把握住機會,用靈活的經營控制風險,當然勤奮的民族性與堅定的態度更是重要的因素。

    過去歲月的努力,讓台灣社會由貧窮變為富有,由落後變為進步。在成長的過程中,政府扮演扶植與鼓勵的角色,企業也是不斷的應變、投資與生產。二十年的榮景也許讓新的世代將高達8%的經濟成長率視為理所當然,而認為當前的不景氣只是短暫的。可是近兩年來,整個台灣地區經濟的GDP成長是三十年內的成長率中最低的一次,甚至比亞洲金融風暴時的1997年到1998年的成長率還要低。過低的物價膨脹率、產能剩餘、高比例(金額)的公司壞帳、脆弱的銀行體質、對於結構改革的抵抗、政府外債增加,這些現象卻是讓我們憂心忡忡。

    新的世紀到來,台灣雖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企業正式面對國際上的所有對手,特別是來自大陸地區的區域競爭。在大陸的各式企業挾著基本生產資源成本低廉以及潛在的市場量的優勢,讓台灣地區的傳統、甚至高科技產業守成不易。體質不好的企業紛紛棄守,體質尚可的企業,已經轉移戰場,撤資外移到其他地區,而體質很好的產業也無法置身於這些風潮之外。

    對於台灣經濟前景的不樂觀,資本家的卻步不前才是重點,金融市場上大戶的保守態勢早已是眾所周知,2000年台灣地區新成立公司的家數降到近年的最低點。想到企業是國家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在舊企業銳減的同時,新企業無法發揮遞補的效用,這確確實實是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隱憂。在這個企業急欲走出過去窠臼的關鍵時機,重新去了解企業被未來社會需求的理由與事實,重新思考整個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增加經營人才的質與量、鼓勵新興企業的創設,吸引外來的資源,這是創業精神為何登上學術重要研究課題的理由之一。

    台灣過去經濟成長的卓越成就,創業式的企業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今天為了國家整體的競爭力,我們當然希望更多的創新出現,更多的創業家出現,更多的創業活動出現,更多的創業精神融入於企業的經營。雖然創業家精神是有地區特性的,是一種多層次的現象,創業家精神與經濟成長、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不易界定;但是我們認為創業是一種綜合性的系統運作,創業家在創業的肇始與過程中,除了工程、技術與經濟之外,還有兼顧管理、社會、心理、人類、政治、法學的諸種聯動。創業管理應該是一種跨學域整合的教學、研究與實務。

    在每個強調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有中小企業的存在。在台灣,中小企業的數目竟佔整個企業總數的98%以上。中小企業之形成,有其經濟背景和文化背景。所謂經濟背景,係指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要產生中小企業,它除了要有私有財產制度和自由競爭環境,更要能夠提供科技升級與知識創新的基礎。文化背景除了包括被動性地培養創業家精神與創業文化,更要主動積極地建立社會機制、法律環境,激勵創業活動的熱烈產生。

    因為研究如何提昇創業活動的質與量,建立地區與國家競爭的基礎非常重要,學術界與實務界目前正在對台灣地區的創業活動作更多的投入,可是無可諱言的,當關心人士初次面連這個課題時,總是有一些迷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總會出現。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會問的是:  

                                                                

1.創業家是否是天生的?

好的瓷土是天生的,但是唯有經過用功、用心的巧匠鍛鍊多時,才可能讓它成為傳世之作!                      

2.任何人都能開始進行創業?

開始創業絕對是最容易的事,但是繼續下去:將事業做大、做成功,有個具體的交代是最大的挑戰!常常是五年方能見真章。                                                                                                                                                       

3.創業是一種賭博?

成功的創業家不會避開必須面對的風險,但絕不會去招惹不必要的風險,而且懂得小心的分割風險,找人協助處理,將其降至最低!

4.創業會是一種獨大、獨撐的局面?

 0 乘以 100 還是 0,餅要做大,而不是一心想吃大片的!想做成一番事業,一定要想到創業的伙伴、家庭、投資者、顧客、員工、義務與權利、還有自己一生的聲譽;不是能過日子,到時一走了之,或是脫手就行了!

5.創業比一般就業還要辛苦?

成就感的追求,熱情與執著,連帶的「全份」責任心,這是創業者最大的壓力所在!許多別種專業性的工作,工作的要求與壓力也是不小。

6.創業之先,錢一定要充足?

人有了、技術構想有了,錢自隨之!要畫出一幅曠世巨作,自然需要顏料、畫布、器具這些工具,可是期待可以畫出什麼,還得看是誰在畫(不一定名家就是保證)!錢也是度量「成就」很好的計分板。

7.創業是年輕人的事?

其實有無創業的必要知識才是重點!能否抓住機會才是重點!想不想創造「成就」才是重點!年紀只是藉口。

8.創業是一種矛盾?

創業往往事先丟錢進去,才有機會賺錢;創業常常是要能捨得分給別人,才能得;創業常常是要先有敗的經驗,才能求勝;創業的團隊要能不拘泥於舊規範,但是一定要有紀律,有商業概念!創業家要「想的大」,但是「步步為營的推進」!

    創業家也許有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質[1],但是個人認為「想創業者」後天處於環境中的心態最為重要。我們期望在創業的教學推廣與研究過程中,能夠使台灣的中小企業家,今天的策略性決策,不是全部都是「苟延殘喘」的心態,不是全部都是「轉移陣地」的心態,不是全部都是「守成自保」的心態。我們期盼要有一些中小企業家,以創業的思維,來審視「處於今天」對於未來的佈局,重新計畫企業資源的運用,思考新的組織的構建。

    這樣在眾多企業家自己追求各自成就與成功的同時,才有調整台灣整體產業結構的可能。前面所述一些在創業理解上的迷失,是轉移到不同思考典範時,必然會有的疑惑。但是整理我們的創業事實,提出創業的有效機制,孕育正確的心態,卻是處於新世紀競爭的必然之道。管理教育在創業這一塊能傳之道,僅在於歸納整理提出一種「必要的機制」該如何如何,而創業成功的「充分的條件」常常是創業者對於機會的發掘,時機的掌握(或是說成:與時機的配合),還有堅持必勝必成的態度。


  [1] The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 Concepts, cases and categories, by Elizabeth Chell et. al.

學術發展

清代學術的丰華

 文/鄭吉雄(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過去一世紀以來,東西方許多偉大的人文學者,包括梁啟超、錢穆、胡適、John K. Fairbank、Arthur Wright等,都曾為清代學術研究留下深刻的足跡,顯示了這個領域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個領域受到如斯重視呢?主要是因為「清代學術」處於「宋明理學」和「當代學術」之間的關鍵位置。「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家心性之學發展的高峰,而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文學則注入了更多科學的因素,愈益重視歷史背景與社會背景的分析,清代學術則居於這兩個時期之間。它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使它轉變了前一時期的核心問題,而又開啟了後一時期的研究方向。所以它是前一時期學術思想演變的結果,也是後一時期學術思想發生的原因。過去一世紀的研究者提出各種命題,無論是梁啟超、胡適提出的「反理學」,任繼愈等提出的「啟蒙時期」,抑或余英時提出的「知識主義的興起」,都是以說明清代學術的特性,作為他們立說的最主要任務。

    清代學術特性這個課題,在今天來說仍然深具意義。無論從中國文化、抑或東亞文明的觀點看,當今學界研究人文學時遭遇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清代學術找到根源。在此我舉兩個例子:清儒之中,戴震、錢大昕、李銳、阮元,都精研天文學;戴震和李銳尤精數學。儒學以人文科學為主,天文學和數學是自然科學的範疇,清人治儒學而兼研數學、天文學,這就凸顯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融通的問題。又如自魏源《清經世文編》以降,出現了十餘部《經世文編》,其中多論及社會和經濟的改革問題。這些《文編》收錄了大量儒者的論文,儒家思想十分濃厚,這又涉及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融通的問題。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彼此之間如何融通,於今仍是各領域絕大多數學者無法或不敢碰觸的課題,但在清代學者,則早已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並踏出了整合的步伐。過去胡適曾特別提出「科學方法」,作為清代學術的重要精神,可能就是覺察到清代學術不是只有純粹人文學內容的緣故。當然,胡適「科學方法」的提法,是否能夠百分之百有效地解釋清代學術的特性,尚容討論;但清代學術對於當代人文科學研究而言,充滿了啟示性,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講到清代學術,一個必須弄清楚的是斷代問題。所謂「清代」,從朝代起迄上講是指順治元年(1644)(註1)至宣統三年(1911)。梁啟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首先提出1623至1923為「近三百年」的概念,他接著說:「若稍為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其實1623-1923本身已經是概括的,因為這已超出了1644-1911這個範圍。不過梁任公的斷代其實很合理,因為學術思想的變遷,毋須以朝代興亡為標準。而且知識分子往往是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將起始年代稍稍向前推,可以觀察到政治激變以前,學術研究所反映知識分子的敏銳觸覺;將終止年代稍稍往後推,也可以探索出朝代結束以後,知識分子如何以學術研究來開創新風氣。後來清代學術的研究者,多依從梁氏的標準。其後又有「晚清」、「近代」等概念,專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1912年民國建立以前的中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以1800-1911為斷限,旨在探索鴉片戰爭亦即中國遭遇激變以前40年的歷史情況,作為背景描述,並不是說該書對「晚清」的起始年有不同的定義。)研究者在一個完整的「清代」之中,又區分出一個「晚清」來,更適切、精準地往下連接了二十世紀。從這裏可以看出,真正瞭解清代學術重要性的研究者,必然會將其關注點推展到二十世紀,而不會保守地只以研究清代為務。

    清代學術研究一般給人的感覺就是古典的經學研究,即使考據學或小學(聲韻、文字、訓詁之學),原也是從經學研究發展出來的學科。其實,經學研究固然是清代學術的重要內容,但清代學者的成就,卻也有許多「非經學」的部分。以下我舉三個例子說明:

  • 1. 文學:在古典詩、詞、散文、小說研究方面,清代學者所取得的成果,許多方面都是遠遠超越前代的。《紅樓夢》在乾隆年間刊行時,已開始有人撰文論述,顯示波瀾壯闊的「紅學」,幾乎是與《紅樓夢》同步出現(註2)。
  • 2. 方志學:清代學者的方志研究成果極其輝煌,不但為宋明等前代所不及,也奠定了當代方志學的基礎。二十世紀如傅振倫、黎錦熙、李泰棻、來新夏等著名的方志學家,無不廣自清代方志學汲取資源。今天我們修地方志,大至省志,小至鄉鎮志,仍然可以、也應該取法清儒的理論和方法。
  • 3. 先秦諸子研究:清儒先秦諸子研究專著,在各種目錄中至少著錄有二千餘種,數量繁富。它們蘊藏了清代學者孜孜矻矻逐字逐句探索先秦諸子哲學文獻的心血結晶。而1973年馬王堆帛書文獻出土,1998年湖北郭店楚簡文獻正式刊佈,2001年上海博物館刊行第一冊《戰國楚竹書》。這些文獻多屬先秦諸子著作,涉及中國古代思想史極重要的一個環節,而為海內外學者所矚目。然而,過去學界展開研究時,卻顯然沒有上溯並汲取清人數百年研究先秦諸子所累積的成果,使清儒的先秦諸子研究和二十世紀末的先秦諸子研究,被打成了兩截。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是有待努力的。

    以上三個領域,嚴格上說都與經學無關,但都十分重要。

    自1987年起,我從研讀清代浙東學派學者(包括黃宗羲、毛奇齡、胡渭、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的著作入手,開始研究清代學術(除學位論文外,已發表論文11篇)。1998年,開始撰寫「清代儒學思想」系列論文(已發表論文2篇);翌年又開始撰寫「乾嘉學者治經方法及晚清諸子學思潮」系列論文(已發表論文6篇)。2000年1月起,我參加了本校歷史系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劃」(「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劃」),負責分項計劃「中國近世儒者對《易經》的詮釋」。我從研究清儒胡渭《易圖明辨》一書入手,撰寫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並輯成《易圖象與易詮釋》一書(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該計劃共執行四年,將於2003年12月結束。

    至於個人研究清代學術的心得,簡單可分三點來談:

  • 1. 清代是歷代各種學問的一個總匯時期,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背景和源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任何生活在中國文化體系裡的人,若要了解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都必須回顧清代學者的學術思想。
  • 2. 因為清代學者前有所承,而後有開創,因此我們研究清代學術,應該同時向上追溯宋明理學的核心問題,並向下探討清代學術在近現代的轉變。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嚴耕望教授曾說:「研究一個時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氏著:《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第4版,頁12)這些年來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 3. 前述三個領域之中,「方志學」和「先秦諸子研究」兩個領域是最迫切需要大大提倡的。「方志學」直接關係到地方歷史文化如何保存、以及保存工作的優劣成敗等重大問題,可惜數十年來一直被國內學界所忽略,近年始稍予注意(註3)。至於清儒的先秦諸子研究,我近年已發表了數篇論文,指出其重要性,也已擬訂了相關的研究方針。

    展望未來,我深盼更多有志於清學的年輕學者加入,開發更多、更新的研究課題,為清代學術作出貢獻,開創新猷。

 

註釋

1 該年即為崇禎十七年,亦即滿洲人進山海關、旋入北京之年。

2 讀者可參一粟《紅樓夢卷》。不過,可能有人注意到一般講清代學術的研究者往往不論及文學。這是其來有自的。梁啟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不講文學,原因在於,任公對「學術」一詞有其特殊定義。他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與術〉,收入《飲冰室文集》)換言之,任公定義「學術」一詞,是重在明事物之真理與致事物之用途,與文藝創作的精神頗不相同。

3 我所說的「方志學」,不是指單純的編修方志,而是指學界在大量編修方志的實務基礎上,針對方志的性質、理念、源流、類例等原理問題,以及編纂方法、架構等技術問題,進行深廣的研究,使之成為一門專精的學問。

 

參考文獻

一:清代學術的參考專書

  •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 2.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3.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
  • 4.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 5. 王 茂:《清代哲學》,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 6. 鄭吉雄:《清儒名著述評》,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

 

二:個人近年發表的清代學術相關研究論文(部分)

  • 1. 〈《先秦諸子繫年》與晚清諸子學思潮〉,《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年,頁443-477。
  • 2. 〈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索──從治經方法到治先秦諸子〉,「乾嘉學者之義理學」第四次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2月16日。
  • 3. 〈中國方志學的跨世紀展望〉,「第二屆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學術研討會」,美國史丹福大學,2001年3月31日至4月1日。
  • 4. Inter-explanations of Classics: Metho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by the Qing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Rutgers University, October 4-6, 2001.
  • 5. 〈乾嘉學者經典詮釋的歷史背景與觀念〉,《臺大中文學報》15期,2001年,頁241-281。

歷史的腳蹤

台大醫事技術學系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高照村(醫技系教授兼主任)

 

    台大醫事技術學系創立於民國45年,迄今已將近半個世紀。在民國43年6月美國援華會指派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Dr. Davison院長來台,擔任台大醫學院之顧問。在此之前為了診斷的需要,台大醫院已有實驗診斷室之設立,同時也開辦了實驗室診斷技術員訓練班以培育臨床診斷實驗室之檢驗技術員。然而Dr. Davison院長建議為了符合診療之需要,必需經由提昇檢驗技術員之水準,以提昇臨床檢驗之品質,有必要成立一個學系來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因此當時之醫學院魏火曜院長便邀請內科的宋瑞樓教授,在美國杜克大學之協助下籌設本學系,並於民國45年2月20日奉准成立醫事技術學系,由宋瑞樓教授擔任第一任的系主任,同時也是醫學院及醫院實驗診斷科的主任,同年8月正式經由大學聯考招收了10名學生。而後宋主任因內科醫療教學及研究工作繁忙,覺得無法好好照顧醫技系之學生,因此堅辭系主任一職,並推薦內科楊思標教授接任,時為民國47年8月。民國49年6月共有9位醫技系畢業生,他(她)們不只是本系之首屆校友,同時也是遠東地區第一批的學士級醫檢師。民國58年8月因為台大醫院檢驗大樓北側第一期工程完工,而原來設在西址六病房三樓的本系就喬遷至檢驗大樓五樓。民國61年8月由劉禎輝教授接任主任,之後主任一職分別由林國信教授、吳敏鑑教授及沈銘鏡教授擔任。民國80年8月醫事技術學系與實驗診斷科分開了,系館獨立,而醫技系系主任就由何憲武教授接任。

    醫技系招收的學生由最早的10位開始,在第六屆之後增加至23位左右,此人數維持了六年,以後則緩慢地增加到目前之人數35位。民國76年8月成立了研究所,每年之學生也只有4位,直到民國83年醫技所開始以臨床生化、血液學及臨床微生物、免疫學作教學分組時,招生人數才增加到15名,民國85年增設生物技術組時則又多了4位碩士級的學生。目前大學部畢業生的人數是1113位,碩士班則有138位校友。畢業的校友們分佈在世界各地,而就業情況以醫檢相關行業為最多,其中不乏蜚聲國際者。除了在國內有多人擔任各大醫院檢驗科主任外,甚至於更上一層樓者也大有人在。例如第三屆劉武哲系友目前擔任國立陽明大學醫學技術暨工程學院的院長,第六屆的何憲武系友現在是台大醫院的副院長,而第七屆的黃正文系友則最近才由中台醫專校長之職位退休下來,第九屆的包家駒系友目前是長庚大學副校長。因為本系是國內第一所醫技系,所以畢業系友中也有許多人擔任其他學校醫技系的系主任。由此可見確已達到當初設立本系培養高級醫事技術人才之目標,這都是歷任的主任、師長及系友們努力之成果。

    目前本系所專任教授3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1位、講師5位、兼任教授1位及兼任副教授2位。由於臨床檢驗之範疇極為廣闊,因此老師們的研究方向也很廣泛,目前系內教師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與疾病的成因與檢測及防治等相關課題,範圍涵蓋血液、免疫、生化、細菌、病毒及腫瘤等方向。研究的方法則綜合現代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分子流行病學及轉殖動物等技術。例如林淑華老師完成了A 型及B型血友病突變基因的分析,對於凝血因子有詳盡的蛋白分子生物學探討並致力於蛋白分子模擬的研究,她已研究出hepsin的剔除老鼠也已得到thromboxane A2合成酵素基因的剔除鼠,目前正著手研究其表徵。林亮音老師的台灣地區乙型海洋性貧血基因突變的研究,此可提供不同海洋性貧血之快速檢查,也建立了細胞移轉及侵犯之分析技術,以做為篩選抗腫瘤轉移藥物的方法,同時證明薑黃素抗腫瘤轉移的機制。林淑萍老師從事腫瘤分子生物學研究以及天然物、反意寡核酸藥物發展,從天然物中發現三個新化合物,具有高度抗氧化及抗癌活性,成效良好,目前正申請美國專利中。李君男老師之研究包括表現病毒蛋白質以開發檢驗試劑、流行性感冒病毒之DNA疫苗、利用即時定量PCR發展病毒之分子檢驗等;同時將與生技公司合作研發抗病毒藥物與抗病毒免疫藥物。高全良老師做了許多病毒之分子流行病學及生物學的研究,也開發了病毒感染症之快速診斷法。方偉宏老師從事核酸配對錯誤修復系統異常與癌細胞生長、分化的調控。楊雅倩老師是國內第一位分離出第一型人類嗜T細胞病毒的台灣分離株之學者,並確立了台灣脊髓病變疾病與第一型人類嗜T細胞病毒感染的關聯性,同時自成人型T細胞白血病病患的周邊血液中也建立出另一個第一型人類嗜T細胞病毒陽性的T細胞株。何憲武老師專精於臨床厭氧菌與細菌的快速鑑定。鄧麗珍老師對於細菌致病機轉及其基因之分析亦發表了多篇的論文。賴信志老師在病原菌細胞分化及訊息傳遞系統之研究頗有心得。廖淑貞老師有關細菌移行之研究提供其致病之機轉。謝榮峰老師在人類組織型與疾病關係之研究也頗有建樹。胡忠怡老師對人類白血球抗原第二型之基因做了許多相關之研究。徐文杏老師在氧化及抗氧化與疾病之關係頗有心得。高照村老師發表了文獻中首例因脂蛋白解酯酵素基因特定的突變而引起的高脂血症。

    除了研究以外,本系所老師亦積極參與國內外各種學會組織及研討會,並常被推選為學會或公會的理監事或理事長、國際學術大會之主席、大會籌備委員、學術雜誌編輯委員、論文審查委員及受邀請作專題演講等。為促進全國醫技系之教學發展,本系曾先後舉辦了臨床生化學教育研討會,臨床細菌學、臨床病毒學及臨床血清免學教育研討會和臨床血液學及血庫學教育研討會。主辦T7噬菌體表達系統研討會,邀請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Dr. John Dunn主講並指導實驗。主辦轉殖與基因剔除技術研討暨研習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衛生病院Dr. Iwakura 及Dr. Watanabe和國內數位學者參與演講。主辦分子演化與種系分析研討暨研習會及今年3月所舉辦的Bacterial Quorum Sensing System and Pathogenesis。由於研究成果豐碩,本系所老師有多位獲得學術獎項,例如林淑華老師獲得中華民國跨越二十一世紀青年百傑獎及國科會優等獎,林亮音及高照村兩位老師分別在民國82年及89年獲得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高全良老師獲得中華民國醫檢師公會全聯會優良醫檢師獎及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學會Beckman Coulter臨床檢驗學術獎-醫學檢驗特別貢獻獎,而李君男老師及林亮音老師則分別獲得免疫血清病毒檢測類及血液檢測類之優秀論文獎,林淑萍老師獲得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Beckman Coulter臨床生化研究發展獎。

    國內醫學檢驗過去一直維持一定之水準,但隨著科技進步,國內醫檢必須迎頭趕上才具國家競爭力,對國民的健康及生活之品質才可維持一流之水準。為配合一些新技術的發展及後基因體世代之需求,負責培育醫檢師之本系應提供此些基礎教育之養成,才可增進醫技學生適應新世紀之能力,也才具有競爭力。有鑑於此,我們希望能更改沿用已久的系名為「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同時經由課程的重新編排及內容之修訂,提供本系學生對醫學檢驗的學習有更新的視野,及早培養學生具有後基因體世代的知識,此除能提供高品質的醫學檢驗外,亦可提升國家在世界醫學檢驗之競爭力。本系已於民國90年奉淮成立博士班,今年將開始招生,這對於本系所的發展將會是如虎添翼,有助於研究的更深入探討。而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生物技術產業之發展及滿足醫技學生與醫檢相關生物技術產業之需求,去年我們也向教育部申請了「提昇專業基礎教育計畫」及「分子檢驗教育改進計畫」而且已獲通過,希望未來經由與產業界的合作,能在致病分子機轉,轉殖動物在醫學之研究、多因子疾病遺傳標記檢驗之研發、細菌間訊息傳遞機轉的研究、高科技檢驗新技術及核酸疫苗之研發上能有更卓越之成果。

學院動態

從化學工程到公共衛生:專訪王秋森教授

策畫/詹長權(公衛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所長)

採訪/林宜平(公衛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1960年畢業於化學工程系的王秋森校友,三十多年來致力於空氣污染防治之研究,未曾間斷。他在離台多年之後,返台任教,於1993至1996年之間擔任公衛系系主任,1996至1999年擔任公衛學院院長。

    王秋森教授的研究主題「氣膠」(Aerosol)是專精與微觀的,從早期的粗粒徑、細粒徑到超細粒徑微粒,隨著測量工具的進步,其所關心的氣懸微粒粒徑越來越小;但是長久以來他所關注的議題,從空氣污染、環境保護、台灣的民主運動,到公共衛生的願景、大學教育的理念等等,卻是廣博與宏觀的,並且越來越開闊。

    「其實從化學工程到公共衛生,對我而言是一條十分自然的路呢!」王秋森教授談起他的學思歷程,這樣開場。

 

踏入氣膠研究的領域

    王秋森教授於195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台中一中,當時沒有選擇保送醫學系,卻選擇化工系,主要的原因和王教授的父親王文溢先生做車胎、開球鞋工廠,與橡膠及化學原料的研發關係密切。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繞了半個地球,再次回到台灣,王教授卻落腳於當時還在醫學院裡的公衛所。「人的個性與興趣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軌跡,看吧,冥冥中自有安排,你最後還是進了醫學院!」王教授台中一中的同學呂光薰醫師(醫學系1963年畢業),就曾經這樣對王教授說。

    王秋森教授會進入公共衛生的研究領域,遠因和他的成長背景,與長久以來對環境的關心有關,但是近因卻是他於1963年在堪薩斯州立大學獲得化工碩士,進入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班,在傅立嵐德(S. K. Friedlander)教授主持的氣懸微粒實驗室從事研究之故。

    傅立嵐德教授原本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963年轉至加州理工學院,是化工系與環境衛生工程(Environmental Health Engineering)系合聘的教授,王秋森教授當年因為對建立數學模式有興趣,而成為傅立嵐德教授的博士班研究生,以粒徑分佈理論與膠結理論為題,於1966年取得博士學位。

    1960年代美國的環保署(EPA)還未成立,空氣污染的相關研究、監測及管制,隸屬於美國公共衛生部門(Public Health Services),傅立嵐德教授活躍於該部門一個早期投入空氣污染相關研究的委員會。而在位於洛杉磯的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空氣中懸浮微粒的研究,其實也有地緣上的原因,因為當年洛杉磯是美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身為洛杉磯的居民,連我都深受其害呢!」有過敏症的王秋森教授這樣回憶。

 

紐約的學術生涯

    王秋森教授真正開始從事空氣污染與健康的相關研究,是1968年在紐約大學的環境醫學系取得教職之後。王教授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留在加州理工學院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後研究,後來經由傅立嵐德教授的介紹,到紐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紐約大學的環境醫學實驗室設在紐約市北方,離曼哈頓車程約一小時的森林裡,研究環境非常清幽,在制度上則是採英國式的講座制,每個實驗室由一名資深教授帶領年輕的教授和研究生一起作研究,王教授在帕姆斯(E. D. Palmes)教授門下工作,不但研究微粒在健康受試者的肺部沈積,並且每個禮拜到位於曼哈頓中城的紐約大學附設醫院收取病人的資料,這一系列的健康效應研究不但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也立刻引起西拉久斯大學的注意。

    1969年,王秋森教授在紐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才一年半,位於紐約州北部的西拉久斯大學就提出令王教授難以抗拒的條件,以副教授起聘,延請他到化工系任教。王秋森教授於是帶著太太和當時還年幼的長女,遷居西拉久斯。

    到西拉久斯之初,王教授雖然希望能延續在紐約大學時的健康相關研究,也尋求和醫學院同事合作的機會,卻因為醫學院同事工作忙碌,難以為續,其後王教授有關空氣中懸浮微粒肺部沈積的研究,多半以物理模式的實驗及計算為主。

    王秋森教授於1974年在西拉久斯大學升任教授,1982年成為美國氣膠研究協會學術期刊的創刊編輯委員,並且可算是最早加入美國工業衛生學會(AIHA)的台灣人,在加入這個學會的許多年之後,王教授好不容易才遇到另一位同鄉,任職於石油公司專長工業衛生的張幸吉博士(土木系1960年畢業)。

 

崎嶇的民主之路

    王秋森教授在氣膠學上的多年研究,學術成就斐然,但是1982年王教授向西拉久斯大學請假,舉家遷往洛杉磯,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訪問學者,並且於1984年正式辭去西拉久斯大學的教職,為的卻不是學術上的原因,而是一件台灣民主運動的重大事故─高雄事件的發生。高雄事件發生之後,一群長年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有志之士,在洛杉磯創立「美麗島週報」,懷抱理想主義的王秋森教授,毅然辭去終身教職,加入這一波聲援台灣民主運動的熱潮。

    其實從王秋森教授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之後,他所走的推動台灣民主之路,一直和他的學術之路都是平行的。1966年王教授取得博士學位,雙親赴美參加他的畢業典禮,同時也勸說他返台接掌位於台灣中部的家族事業。但是「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也在那一年成立,王秋森教授決定留在美國,參與才剛萌芽的台灣民主事業。「我向父親說這一聲『不!』,也阻斷了弟弟的留學之路。」王秋森教授面有歉意的提起這段往事。當時王教授的弟弟王秋雄先生(商學系1965年畢業),原本已經申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準備赴美留學,因為哥哥不願返台,而被父親留下來接掌事業。王家的家族事業豐全企業,由早年製造腳踏車的橡膠輪胎起家,後來開始製造運動鞋。1970年代弟弟另創豐泰企業,並且承接美國耐吉公司的訂單,多年來事業蒸蒸日上,而王秋雄先生也成了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對於未能赴美留學這件事,真不知道弟弟該感謝我,還是怨恨我?」王教授笑著這樣說。

    至於王秋森教授當年會選擇接受紐約的教職,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當時台獨聯盟的同志,相約到紐約市附近任職,所以他和張燦鍙(化工系1958年畢業)、蔡同榮(政治系1958年畢業)等人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都選擇在紐約市附近的教職。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市發生槍擊蔣經國事件,王教授因在紐約大學及西拉久斯大學任教期間,原本就和事件的兩位要角黃文雄(事發時在康乃爾大學就讀)與鄭自財(事發時在紐約市就職)熟識,因此事發之後,王教授便積極投入就援工作。其後鄭自財自瑞典引渡回到美國,繫獄之初,被關在離西拉久斯不遠的奧本,和一些重刑犯囚禁在一起,王教授在那段期間,每週不辭勞苦,通過重重管制,前往探監,給予鄭自財精神上的支持。後來也是透過王教授在西拉久斯大學法學院同事的義務幫忙,鄭自財才得以將其在引渡過程中被監禁於瑞典及英國監獄的時間,納入假釋前必須服滿年數的計算。這段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故事,民視曾經做過詳細的採訪報導。

    王教授離開西拉久斯大學之後,每週參與其時已轉任至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傅立嵐德教授研究室的討論會,並且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訪問學者,但更多的心力是投注在對台灣民主運動的關心上。他在離開《美麗島週報》之後,創立「台灣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四十期的《台灣新社會》,倡言「本土化、進步化、草根化」,同時也出版了好幾本書。

    值得一提的是,王秋森教授投身民主運動,不但自己無怨無悔,也得到家人的諒解和全力支持。王師母張芳子女士,在日本出生長大,而後至美國留學,母語是日語,第二語言是英語,台語和華語都不是很流利的王師母,一路跟隨著王教授的腳步,無論在學術上或是在政治理念上,都給予他最大的支持。而當年勸兒子返台接掌事業未果的王文溢先生,因為兒子名列黑名單,雖然在台灣時而會受到情治單位的注意,但是對於王秋森教授獻身台灣民主運動,也並無怨言,王教授還曾經帶著父親,一起到監獄裡去探望鄭自財呢!

 

回到台灣

    1987年蔣經國過世,昔日致力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海外同志,紛紛想辦法回到台灣,其時已經離鄉二十多年的王秋森教授,在1987至1990年之間,九次申請回台簽證,八次被拒。後來因為鄭自財的岳父過世,駐洛杉磯辦事處發給鄭太太吳清桂女士簽證返台奔喪,才在同一天對王秋森教授解禁,核准他的簽證。1990年九月,王秋森教授與傅立嵐德教授到日本參加四年一次的國際氣膠研討會(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在台大化工系呂維明教授的協助下,透過國科會的邀請,和傅立嵐德教授一起訪台。在離台二十九年之後,王秋森教授終於回到他所關心、熱愛的台灣。

    那一次返台,王教授足足在台灣待了五十天,一直到居留到期才又回到美國。回到加州之後,王教授開始積極尋找在台灣的教職,準備久居台灣。不過長久以來名列黑名單的王秋森教授,尋找教職的過程並不順利,申請了幾家學校都沒有回音。

    1991年春天,王秋森教授應呂維明教授之邀,在台大化工系開設氣膠工程學的短期課程,同時也有一場聘任演講,目前擔任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所長的詹長權教授,透過目前擔任立法委員的劉世芳女士介紹,在聽完這場演講之後,熱心向當時公衛所的林瑞雄所長與環衛組的王榮德教授推薦,爭取王秋森教授到公衛所任教。

    在林瑞雄教授的奔走,與當時擔任醫學院院長的陳維昭教授協助下,王秋森教授很快就取得當時還隸屬於台大醫學院的公衛所客座教授聘書,並且也排好1991年秋天在公衛所開設的氣膠技術學。但是王教授回到美國之後,透過各種管道,卻無法取得回台簽證。那年秋天,王教授沒能趕上開學,一直等到9月底才終於取得簽證,取得簽證的第二天,王秋森教授立刻束裝回台。

 

淡出政治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出乎許多人意料地,王秋森教授卻從此淡出政治,選擇回到單純的學術之路。「當時還有許多傳言,說我是被人收買了呢!」王秋森教授淡淡的這樣說起。其實王教授回台之前或是之後,都沒有和人簽立任何切結書,選擇淡出政治,純粹是體認到自己的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格格不入,也為了回台之後,母親問他的一句話:「你的民主事業可以結束了吧?」

    隨著政治時空的改變,昔日和王秋森教授一起從事民主運動的同志,有許多人已經位居高官,也有人潮起潮落,曾經上台又下台。選擇重回學術的王秋森教授仍然一本堅持,以治學嚴謹著稱,他會為了文章裡的一個空格、一個標點符號,和助理斤斤計較,卻也會在假日帶著一群研究生,騎著腳踏車郊遊去。

    王秋森教授返台之後出版教科書《氣懸膠技術學》(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出版委員會,1993年出版),而其研究重點,主要為一般室內外環境及作業環境中氣懸微粒的物理化學特性,與不同污染源貢獻量的推估。近年來的研究已對台灣都會區(如台北市及三重市),工業區(如高雄縣林園鄉)及鄉鎮區(如未興建六輕石化工業區之前的雲林縣麥寮鄉),三種不同型態的大氣中懸浮微粒的特性,以及推估其不同污染源的貢獻量,獲得具體成果,並且逐步建立本土化的微粒化學組成資料庫。

    王秋森教授在返台之後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的首任會長(1993-94),行政院勞委會發行的《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的編輯委員會召集人(1994-2000)。目前王教授擔任國際氣膠研究聯盟的副會長,十二年前王教授因為到日本參加這個聯盟四年一次的國際會議,才得以突破各種困難回到台灣,今年秋天這個大型國際會議將在台北舉行,而會議之後,王教授即將接任這個聯盟的會長。

 

公衛系系主任、公衛學院院長與公衛學會理事長

    1993年公衛學院成立,王秋森教授由客座教授改聘為公共衛生學系的專任教授兼系主任。1996至1999年間,王秋森教授接掌公衛學院,成為繼林瑞雄教授之後的第二任公衛學院院長,並且於1997至1999年之間,擔任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的理事長。從化學工程到公共衛生,這位從工學院來的公衛學院院長,對公共衛生有什麼樣的思考?對大學與研究所的公共衛生教育,又懷抱什麼樣的理念呢?

    不久之前王秋森教授在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的一場小型演講中,以「面對未來公共衛生專業的挑戰」為題,提出許多長久以來他個人對公共衛生專業的體認和思考。他指出,理想的健康狀態包含理想的物理環境、社會經濟制度、醫療服務體系、人際關係、個人行為與遺傳基因,雖然現實世界並不完美,而不同層面的公共衛生介入,也有難度上的差異,但是王秋森教授以蕭伯納的名言「為什麼不?」質問在場的聽眾,期許公衛人將不利於健康的因素降至可接受的範圍,並且設法增進有利健康的因素。王教授特別強調各項健康影響因子間的增效作用(Synergism),影響因子的累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s),與健康的整體論(Holism),尤其是健康的整體論,亟需各學科間的整合。「有關學門『整體性』(Holistic)的思考,目前許多不同的學術領域都有同樣的反省,在各專業間界線日漸模糊之際,重新思考學科間的動力關係,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王秋森教授在接受專訪時,又作補充。

    談到理想的研究環境與資源,王秋森教授所描繪的藍圖,多少受到他曾經受教與任教的加州理工學院與紐約大學的影響。他認為在研究型的大學中,聘任升遷制度應該「去蕪存菁」,多一點獎勵,少一點人情,並且提供長期的研究經費,讓有潛力的研究人員可以專心作更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環境上,他非常期待竹北或是宜蘭校區的的建立,在研究之餘,王教授常常會擔心研究生以摩托車代步的通學安全,實驗做晚了,也會憂心女學生的人身安危。「雖然公共衛生不能遠離人群,遠離社區,但是醫學院區地狹人稠,若有第二校區,能將部份實驗室搬離台北,讓老師、學生都有足夠的空間專心作研究,不知道該有多好!」王教授這樣說。

    公衛系在台大的存廢問題,過去幾年曾經引起討論,但是王教授表示:「研究型的大學不再增設大學部,並不代表不重視大學部!」他以加州理工學院為例,說明他的看法。加州理工學院雖然以研究所為主,但是每年還是招收150名大學部學生,這些大學部學生並不是提早接受研究所的訓練,而是在基礎學科中,能接受研究精神與態度的薰陶。但是除了有志從事研究的大學生之外,王教授認為,公衛學系也應該思考如何培育「通才」,重新規畫課程目標,俾使畢業生能在各行各業其與公共衛生相關問題的處理與解決上,發揮整合的領導角色。

 

理想、熱情、堅持與公平的心

    王秋森教授在演講中,以「理想、熱情、堅持與公平的心」與所有的公共衛生專業者共勉,其實縱看王教授的學思歷程,這不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

    從事公共衛生志業,和民主運動一樣,需要有理想,有熱情,有堅持,還要有一顆公平的心。在公共衛生與民主運動中一路交互並行的,其實不只王秋森教授一人,不久之前被延攬入閣的公衛系第一屆校友(1976年畢業),李應元博士是其一;同為公衛系第一屆校友,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學公衛學院的愛滋病專家李敦厚博士也是其一;訪談中,王教授還提起另一位熱心台灣民主運動的公衛所第一屆校友顏朝明先生(公衛所1963年畢業)。

    林瑞雄教授在王秋森教授《與明天有約》的序言中,曾經以「一個行其所言的傳道者」形容王教授。結束訪談,和王教授撐著傘,一起走出細雨紛飛的醫學院二號館,我知道王教授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與關懷,不管以哪一種形式呈現,絕不會隨著不久之後他退休離開教職而終止。在教學與研究之餘,王教授目前也擔任「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宣揚公衛環保以及工業衛生的理念,不但出版刊物,也設有工業衛生實驗室。從台大退休之後,王教授和台灣的明天仍然有約,而且這個約會「不只是自己一個人的約會而已,而是與整個社會有約」,我們和王教授一樣,期待台灣更美好的明天!

校長開講

撥開杏壇迷霧-談大學系統

文/陳維昭

 

    近來國內的大學競相組成所謂「大學系統」,社會輿論批判者有之,不明所以者更多,這些日子維昭也常被詢及,因此藉本刊一隅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做一說明。

    開端要追溯到1999年11月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所提之建議「遴選至少一所大學,給予足夠資源,使其在廿年內成為國際一流大學」,縱使社會公認台大是當然之選,不過其他大學也必然有意角逐,所以本來曾討論過的陽明、清華與交通大學三校合併案又重新運作,但合併顯然並不容易,而政府對前述行政院科技顧問之建議也未積極推動。

    於此同時,台灣的大學數量已擴增至一百四十多所,但質卻未能相對提昇,為免教研水準日益低落導致國際競爭力喪失,教育部在去年提出「推動國立大學研究所基礎教育重點改善計畫」,額外補助九所大學共七億兩千萬元,充實各校之研究所基礎設備,九所大學包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山、中央、陽明、政大及台科大,而這九所大學也因此被視為「研究型大學」。

    其後為了繼續重點發展並整合大學研究資源,曾志朗部長委託劉兆玄教授規劃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以提供額外之資源,鼓勵「校際整合」或「大學整併」,規劃中發現整併有其實際困難,才又衍生出所謂「大學系統」,至此乃出現「校際整合」、「大學整併」及「大學系統」等多個機制。

    該案規劃期間,維昭被徵詢時即對系統表達了反對立場,直言系統不過為爭取資源另立名目,此外,整個規劃案顯然忽略了台大,環顧國內大學,台大最具實力在短期內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只要給台大多一點支持,我們的發展會比任何方案都快,該案所謂大學系統顯然是考量某些大學在無法整併之狀況下,希望透過系統做部份整合,如此作法即使如願,所要走的路絕對比台大遙遠得多,可謂捨近求遠;維昭以為,即使不願台大獨佔鰲頭,至少總不應忽略台大,經維昭反應之後,教育部適時於整合計畫中增列了「校內整合」一項。至今所謂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就包括了(1)校內整合;(2)校際整合;(3)大學系統;(4)大學整併四項。

    校內整合絕對比校際整合效率高且效果好,其前提則是大學的規模必須完整且各領域都有相當的水準,就這方面來看只有台大較夠條件。其實台大早在1999年起即積極進行校內整合,雛型已具,所以今年當教育部一公佈辦法,我們隨即在3月31日最早將計畫構想書送部審查,反倒是教育部迄今尚未成立評審委員會來審核提案。

    在校際整合方面,教育部鼓勵成立跨校性研究中心,台大亦配合進行相關整合,如海洋科學,除台大外,國內只有海洋、中山等少數大學有此領域,我們也與前述兩所大學共同提出跨校性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之計畫。

    至於系統,根據教育部的認定,系統是「在尊重參與大學之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原則下,成立大學系統委員會,協調與掌理各參與大學之教學與研究資源的整合」。一般人自然以為台大夠大了,不必成立系統,但若成立系統在不影響各校的獨立自主下又可以獲得更多資源,或讓資源獲得更有效的運用,各大學就很難不配合政府的政策去規劃推動,因此根據教育部公佈的辦法,成功、中山和政治大學等先後來尋求台大合作,經過初步討論,四校達成共識合組「台灣大學系統」,未來每校將各規劃一至兩個共同研究中心以及其他交流合作事宜。

    系統的理念乃擷取自美國加州,美國加州高等教育可分三個系統,分別為研究型大學(即加州大學系統)、州立大學及社區大學,州立大學一般最高學位只授予碩士,而研究型大學則有博士班以及醫學、法律等專業學科。一般所謂美國加州大學系統通常指的就是包括柏克萊、舊金山、洛杉磯、聖地牙哥、戴維斯、聖塔芭芭拉等九所研究型大學。但上述部分大學之所以獲肯定為國際一流大學,乃基於其個別之學術成就,與其是否同屬加州大學系統無關,換句話說,國際一流大學之認定乃繫於大學本身各自的表現;系統或可促進彼此之交流合作以及資源共享,但系統內各大學的成就不會被併計當成評比依據,好比將加州大學系統內九所大學的論文總數與哈佛大學比較一樣,前者雖然可能優於後者,但此種比較毫無意義。

    回頭再看國內的大學系統,實乃為部份大學整併遭遇困難應運而生的變通辦法,如今以公告周知徵求計畫,由各校自行組合,俟大學積極配合提出計畫時卻招致輿論批評指責,殊不知,部訂辦法才是導致今天局面紊亂的主因。

國內若要發展大學系統並無不可,不過應以研究型、教學型(如師範教育體系)、技職教育、社區教育來區分,如去年九所重點研究型大學便可以暫時先視為一個系統;惟現今,已形成台大、台綜、台聯等多個系統,壁壘分明,若生嫌隙,將來要進一步整合成為一個大系統就更加困難。

    總而言之,政府以支持至少一所大學成為國際一流大學或是採重點發展提昇競爭力的目標是正確的,只是應有更宏觀、積極、有效的規劃。國內大學太多而且規模大都不夠大,若要提昇國際競爭力,重點發展之外,根本之道還是在於整併,而且整併要以互補為主,否則同質性過高,整併之後有些部門變得大而無當,反而不見得有利。此外,行政院於今年成立了「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維昭期盼該會能夠早日提出真正宏觀的規劃,有效促進我國大學的進步、發展,提昇國家競爭力。

版權頁

臺大校友雙月刊<第二十期>

1999年1月1日創刊◇2002年3月1日出刊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誌第2534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5918號

名譽發行人:辜振甫

發行人:陳維昭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

總編輯:高明見

副總編輯:江清泉

編輯委員:李良標、林俊宏、林世銘

     岳修平、莊惠鼎、陳汝勤

     張宏鈞、黃冠棠、黃漢邦

     彭美玲、賈麟生、詹長權

     蔡明誠、蕭裕源

顧  問:各校友會理事長:史欽泰

     林柏榕、林聯輝、郭春江

     吳金順、胡懋麟、張武誼

     張漢東、許文政、許昌吉

     黃明和、黃崑虎、郭德彰

     陳文雄、蘇元良、鄭國順

     魏文雄、蘇玉龍

執行編輯:林秀美

發行所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  話:(02)23623727;23630231轉3912

傳  真:(02)23623734

E-mail:alumni@ms.cc.ntu.edu.tw

印刷廠:益商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版權所有●非賣品

 

本校募款專戶帳號

*美國地區適用

 支票抬頭:NTUADF

 郵寄地址:Jeng N. Su, M.D. 蘇乃鉦醫師

      801 Deer Trail, Oak Brook

      IL60523, U.S.A (電話:630-323-3696)

*美國以外地區及台灣適用

 支票抬頭:中文-國立臺灣大學

 英文-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郵寄地址:台北市106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國立台灣大學  校友聯絡室

*國內匯款 戶名:國立臺灣大學

 1.華南商業銀行公館分行 帳號11810010211-1

 2.郵政劃撥 帳號1765334-1

*信用卡捐款

 電洽23661058 校友聯絡室

 

編輯室報告

   台大近年於國際學術交流頗有成果,在國際能見度亦相對提高許多,校長認為除了台大已有一定之學術水準以外,台大對台灣的影響也彰顯了本身的代表性,因此受到國際的肯定。全文詳見「校長開講」專欄。

 

   總務長陳振川於新年度擬就具體之工作計畫,以「綠色永續校園」為終極目標,提出「顧客導向,服務為本,強化經營發展與管理之能力」等訴求,期使既繁且雜的總務工作成為台大邁向世界一流的強力後盾。請看本期「特稿」。

 

   本期校友專訪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一位在國際享有盛譽的傑出科學家,從1994年回國後,全方位地參與推動國家科技與教育的提昇及革新。在這篇採訪中,對現況他率直批判,對前景他樂觀以對;立足踏實,登高望遠,以貢獻普世人類為懷。

 

   本期「學術發展」有兩篇文章:洪淑苓教授<轉動幸福的密碼>一文,以詩人感性的筆觸抒發個人在現代詩教學、研究與創作的歷程。陳世民教授則從反彈道飛彈條約體制的瓦解,對當前世界戰略局勢之可能影響提出個人見解。

 

   楊志忠所長在「學院動態」專欄為文明確提出光電所未來走向,以過去十年為根基積極發展光電科技。成立近廿年後,材料所於2001年設立大學部,李源弘主任自許要在教育上做播種的工作,同時也要向下深植材料科學的基礎,詳見「歷史的腳蹤」專欄。

 

   電子商務影響無遠弗屆,從陳國泰教授<電子商務對公司審計之影響>一文中,我們了解到電子商務不僅對企業經營模式造成重大衝擊,更挑戰傳統審計的目標與方法,為會計師工作創造新價值。

 

本刊自2002年3月號起換妝,封面及內頁版型略作調整,希望您會喜歡。

2001校慶餐會捐款芳名錄

2001年校慶餐會捐款芳名錄

1)   捐款新台幣五十萬元:辜振甫

(2)   捐款新台幣二十八萬元:本校附設醫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3)   捐款新台幣十五萬元:盧燕暉

(4)   捐款新台幣十二萬元:日盛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5)   捐款新台幣十萬元:吳成良、胡定華、張富美、許文政、陳維昭、黃崇恆

(6)   捐款新台幣六萬元:張金堅

(7)   捐款新台幣五萬元:巨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宇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金鼎文教基金會、陳博光、陳義誠、黃耀祥、賴浩敏、謝士滄、謝在全

(8)   捐款新台幣四萬元:林賢郎、洪敏弘

(9)   捐款新台幣三萬元:包宗和、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何憲武、李芳仁、李威傑、林芳郁、林俊彬、林肇堂、許世明、陳台卿、陳明豐、湯月碧、歐陽彥正、蔡萬才、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賴明坤、嚴孟祿

(10)       捐款新台幣二萬元:王水深、王正一、王崇禮、史欽泰、白文仁、江晃輝、李正漢、李伯皇、李明濱、李東華、李英杰、李嗣涔、李源德、東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元瑜、林明燦、林景聰、林燦榮、林聯輝、林鶴雄、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柯濬源、孫震、翁作新、翁昭旼、張武誼、張秉堂、張楊全、張經金、張慶忠、許江寶、許博文、郭英雄、陳希煌、陳定信、陳建仁、陳秋男、陳振川、陳敏慧、普生股份有限公司、黃世傑、黃永輝、黃俊升、黃冠棠、黃培輝、黃清水、黃博昭、黃增泉、楊永斌、楊培銘、楊清海、楊淑美、楊泮池、葉炳強、廖義男、劉啟田、輝凌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賴古登美、聯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謝長堯、謝豐舟、簡雄飛、藍萬烘、譚慶鼎、粘禮炘

(11)       捐款新台幣一萬零五百七十九元:張哲文

(12)       捐款新台幣一萬元:方中民、方啟泰、方榮崇、方禎鋒、方震中、方錫洀、王 甄、王一雄、王亢沛、王仁宏、王文彥、王廷明、王杉喜、王秀伯、王明德、王姻麟、王政騰、王秋森、王秋華、王若松、王敏瑩、王堯弘、王隆煇、王瑞瑜、王榮德、王輔卿、古飄萍、本校物理治療學系系友會、田蕙芬、石峰鵠、石崇良、全鳴鐸、朱兆營、朱宗信、朱瑞民、朱樹勳、朱瓊華、江正文、江俊斌、江清泉、江福田、何弘能、何國傑、余玉眉、余秀瑛、余家利、余鏡明、吳宜王民、吳明修、吳明義、吳明德、吳東昇、吳金順、吳美環、吳英俊、吳啟欽、吳啟賓、吳造中、吳惠容、吳敦義、吳順昭、吳瑞美、呂有林、呂泓見、呂建榮、呂毓榮、宋賢一、宋鴻樟、李蘭、李文正、李永然、李光倫、李佳音、李宗德、李明仁、李明亮、李秉儀、李青松、李建南、李政昌、李秋吟、李浩銑、李偉泰、李敏雄、李欽堯、李順敏、李達源、李寧遠、李瑤華、李憲彥、李興顏、李聰明、李鴻基、杜錦治、沈友仁、沈宗憲、卓敏枝、周松男、周玲玲、周啟峰、周照芳、周瑞仁、周耀門、孟嘉元、林晉、林 珂、林正平、林永謀、林志中、林松樹、林芳仁、林金全、林長春、林俊雄、林政弘、林炳文、林美櫻、林茂昭、林凱南、林復宏、林進財、林進祥、林隆光、林瑞宜、林瑞庚、林榮一、林銘川、林嬋娟、林慧玲、林慧玲、林璧鳳、林耀洲、邱正雄、邱仲慶、邱昌平、邱清華、邱銘章、邱輝雄、邱靜江、侯永雄、侯如美、侯書文、侯連團、俞寬賜、施庭芳、施莉莉、施景中、施瑞珍、施義烈、施顏祥、柯文哲、柯承恩、柯政郁、柯澤東、柯環月、洪有在、洪英煌、洪淑彬、洪雪媚、洪惠卿、洪瑞隆、洪德生、紀秀華、美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胡淑玲、胡勝正、胡懋麟、范守仁、范宏二、范國彰、范碧玉、凌德麟、唐秀、唐啟賢、孫如雄、孫維仁、徐小波、徐木蘭、徐正光、徐志宏、徐茂仁、徐劍耀、索 任、翁岳生、馬永淳、馬惠明、馬漢寶、高 省、高志明、高育仁、高明見、高純琇、高啟祥、高淑貴、高照村、高樹榮、康明昌、張修、張上淳、張仁平、張允中、張心涪、張永杰、張志豪、張沛華、張秀蓉、張京育、張武雄、張河川、張芝蘭、張俊雄、張美惠、張英豐、張國彬、張國雄、張博雅、張森富、張道遠、張鼎鍾、張漢東、張福成、張銘珍、張慶瑞、張慧銖、張燦鍙、張簡俊榮、張麗真、張權維、梁友英、梁明成、梁博欽、莫昭平、許文富、許文蔚、許坤南、許郡安、許雪娥、許博欽、許瑞雲、許鐘榮、許權振、連照美、連義隆、郭桂、郭廷鍾、郭宗甫、郭彥彬、郭春江、郭敏光、郭斯彥、郭頌鑫、郭壽雄、郭德彰、郭鐘金、陳 淳、陳文哲、陳文龍、陳文鍾、陳世杰、陳世爵、陳正宏、陳正順、陳永順、陳玉祥、陳石池、陳至全、陳宏輝、陳李魁、陳良基、陳坤智、陳定堯、陳怡穎、陳明姿、陳明庭、陳金德、陳信孚、陳信希、陳保基、陳建志、陳思原、陳昱瑞、陳為堅、陳美珠、陳羿貞、陳益明、陳偉仁、陳國鼎、陳基旺、陳敏卿、陳清秀、陳淑真、陳淑儀、陳淵博、陳博志、陳尊賢、陳森永、陳欽德、陳雅芳、陳黃麗純、陳傳岳、陳瑞松、陳瑞堅、陳瑞瑛、陳達夫、陳榮基、陳寬墀、陳慶三、陳慶餘、陳慧玲、陳燕惠、章英華、章浩宏、喬漢章、彭旭明、彭信逢、彭振剛、曾旭明、曾有田、曾忠仁、曾淑岑、曾嫦嫦、曾慶瀛、曾賢亮、游正村、湯錦泓、湯耀中、焦國模、童麗珠、華筱玲、黃一純、黃三本、黃天于、黃天祥、黃文丁、黃正一、黃立民、黃秀梨、黃宗樂、黃宜男、黃武良、黃金蓮、黃長盛、黃宣範、黃國茂、黃崇仁、黃崑虎、黃博學、黃煌雄、黃瑞謙、黃資盛、黃燦龍、黃麗華、黃璉華、楊文舉、楊世緘、楊平世、楊志新、楊宗哲、楊明放、楊思標、楊政憲、楊基譽、楊盛行、楊博正、楊智超、楊震旦、楊錫欽、溫文昭、葉坤輝、葉阿月、葉國良、葉國興、葉惠敏、葉德輝、詹益銀、詹瑞邦、鄒箎生、雷德、廖兆旺、廖明隆、廖健男、廖啟元、廖朝崧、廖漢文、蒲永孝、趙永茂、劉中山、劉宏輝、劉步遠、劉高郎、劉健強、劉瑞生、劉嘉銘、劉聰桂、歐陽明、潘正芬、蔡力行、蔡文斌、蔡克嵩、蔡來福、蔡忠斌、蔡明忠、蔡金木、蔡金火、蔡英文、蔡素女、蔡素麗、蔡敦仁、蔡萬盛、鄭文芳、鄭安理、鄭昇芳、鄭建炎、鄭建興、鄭鳳嬌、黎立強、盧文聰、盧由校、盧佳遇、盧彥伸、蕭介夫、蕭仲凱、蕭竹瀨、蕭自佑、蕭明熙、蕭俊雄、蕭裕源、賴明陽、賴金鑫、賴振昌、賴森本、錢復、戴玉慈、戴春暉、戴銘洲、謝季全、謝季壽、謝明哲、謝國煌、謝淑華、謝博生、鍾仁賜、鍾鶴立、韓良俊、簡振輝、顏慶章、魏凌鴻、龐建國、羅月卿、羅仕錡、羅幹成、羅興友、蘇以文、蘇俊雄、蘇南維、蘇玲華、蘇峻弘、蘇真真、蘇進安、蘇銘嘉

(13)       捐款新台幣八千元:于明暉

(14)       捐款新台幣七千元:黃奕姜

(15)       捐款新台幣六千元:姚宗岳、許尚華、詹秀惠

(16)       捐款新台幣五千元:丁鳳碧、方承猷、李月美、李榮樹、李謀監、林仁混、林芳民、張為憲、陳崇一、陳惠堂、陸紀文、程守鏞、黃健兒、黃婉華、楊增紅、詹金興、鄒景文、劉翠溶、蕭水銀、賴昭志、賴敏中&魏明珠、謝千行、簡良璘、蘇德建

(17)       捐款新台幣三千六百元:嚴淑惠

(18)       捐款新台幣三千元:朱文深、吳展良、林坤賢、林金坤、林銘政、林柏榕、曹中亞、陳肇真、楊柏麗、鄭亭玉

(19)       捐款新台幣二千五百元: 周登正

(20)       捐款新台幣二千元:王雯靜、李秀惠、林 信、林孝圓、洪素梅、洪裕程、張坤崗、許世楷、許正一、黃曾祥、黃新田、趙家馨、劉連星、劉富榮、蔡小梅、蔡枝本、蔡尚明、蔡毓芳、蔡壽男、賴文傑、魏勝雄

(21)       捐款新台幣一千六百元:林子傑

(22)       捐款新台幣一千五百元: 陳韻年

(23)       捐款新台幣一千元:孔祥明、王宏遠、江敏之、吳及時、吳淑萍、周宗仁、林昭吟、林國定、林嘉生、柯偉震、洪崇閔、洪敏峰、張文仁、張慈安、張福全、莊素芬、許鴻德、陳元宏、陳玲梅、陳重盛、陳惠菁、陳琇玲、隋愛春、黃宏彬、黃佩韻、黃明智、楊麗芬、詹欽棟、蔣志明、蔡明憲、談嘉俊、鄭榮欽、賴建國

(24)       捐款新台幣九百九十九元:陳勁辰

(25)       捐款新台幣六百元:郭信川

(26)       捐款新台幣五百元:李厚壯、徐光輝、陳建宇、黃琡涵

(27)       捐款新台幣三百元:周崇熙、鄭志鵬、鄭志遠、鄭志玲、鄭志祥

(28)       捐款新台幣二百元:宋東榮、張維屏、張維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