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

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

文/孫震*

 

主席、各位學術界的同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2001年我初訪聊城,聊城大學也就是當年的聊城師範學院就想籌辦關於傅斯年先生的研討會。2002年我再臨聊城,研討會已有具體計畫,可惜2003年受到「非典」(SARS)的影響有所顧慮,今年終於得以在傅先生的故鄉-江北第一水城聊城舉行。今天的會場真是「群賢畢至」,我有幸參加,躬逢其盛,感到十分光榮。

 我行前邀請台灣大學現在的校長陳維昭先生同來參加。他很有意願,並說正好山東大學展濤校長邀請訪問山大,一舉兩得。可惜他因校務繁忙,結果不能成行。他要我代表他,代表台灣大學,向與會學者、主辦單位表達問候祝福之意。

 傅斯年先生是教育家,是大學問家,最主要的他是一位歷史學家。我自己的專業是經濟學,在教育家和歷史學家面前,對我學非專精的領域不宜妄言,只能以曾是台大學生、台大教授、台大校長的身份,說幾句話,紀念我們的老校長。

 由於傅先生大名鼎鼎,談到台大校長大家只知道傅斯年,可能有人以為他是台大首任校長,其實他是第四任。台灣光復後,台大由政府接收於1946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為台灣大學。從接收之初到1949年1月,不到兩年半之間,台大經歷了三位校長,可見當時辦學之困難。傅校長於1949年1月20日接任,到1950年12月20日在他54歲的英年去世。他擔任台大校長只有1年11個月,但給台大留下很多去思。如今傅鐘、傅園不僅是台大的勝景,傅鐘並成為台大的標幟。鐘聲悠遠,傳播著台大學術自由的校風。

 我在1952年夏天考進台灣大學,未能目睹傅先生的風采。但他對學生的關愛,幫助了當時和後來很多隻身在台生活無著家貧的學生,他所建立的制度為台大奠定了學生公平入學和校務民主決策的基礎。

 台灣大學是國立大學,但台灣光復之初,中央政府在大陸,自顧不暇,學校經費困難萬分。傅先生有辦法籌措經費,興建教室和宿舍,提供獎學金給清寒的學生,使他們得以繼續唸書,對於生病的學生另外還有營養品。我自己就是這一獎學金的受惠者。

 傅校長建立了考試入學的制度,嚴格實施,沒有任何人可以不經考試進入台灣大學。這項制度後來發展為大學院校的聯合入學考試,和兵役制度並為台灣社會公認的兩項公平的制度。如今兵役制度漸生弊端,但大學聯考的公平性依然為人深信不疑。

 傅校長設置校務會議,審議學校的各種制度和大政方針,建立校園決策民主的機制;又設教師聘任委員會,超越行政會議,慎選師資,杜絕倖進,為台灣大學的教師陣容把關。他並積極延聘名師,停聘不適任的教師,提昇台大師資的水準。傅校長在擔任校長不到兩年時間所建立的制度,不僅影響台灣大學,也影響台灣至今的高等教育。他在校務會議中講話提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成為台大的校訓,應是每位台大人一生做人處世的目標;他引用史賓塞「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也鼓舞了每位台大人獻身世用的豪氣。

 今天我們齊聚曾經孕育傅斯年童年的歷史名城,討論「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對於一個50年前台大學生,其後一生甚至退休後都為台大服務的台大人來說,尤其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讓我藉著這個機會向聊城大學、聊城市政府敬表感謝之意。(2004年8月25日)

 

*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台大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台大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元智大學遠東集團講座教授。

法律與生活

誰是孩子的父母?

文/陳昭如(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台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日前,媒體報導了一則代理孕母涉嫌販嬰的新聞,讓代理孕母的議題又再一次成為社會的焦點。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於1985年誕生,同時也開啟了近二十年來有關人工生殖科技的種種爭議,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是代理孕母應否合法化的問題。一談到代理孕母,也許很多人腦海中立刻浮現的圖像,就是一對渴望孩子、但卻不孕的夫妻藉由代理懷孕科技、醫生與一位能夠懷孕的女人的幫助,來擁有自己的孩子。這的確是最為大眾所熟悉的委託代理孕母的型態,但絕非唯一的型態,我們也可以想像其他可能的情況:一對能夠懷孕並且想要小孩的夫妻,希望能夠省略懷孕、分娩的過程;一位單身但想要孩子的女性或男性;一對想要孩子並且希望孩子與其中一方有血緣關係的同性伴侶……。發揮一下想像力,你將會發現,代理懷孕科技為人類與下一代的關係,開啟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幫助不孕夫妻獲得小孩而已。

 其實,在代理懷孕科技還未發明之前,人們就已經透過「借腹生子」來擁有自己的孩子,只是必須透過性交的方式來懷孕,而且只有男性才能這樣做,女性無法藉由性交使另外一個女人懷孕、而擁有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小孩。想想看,在小說、電影或連續劇中,不是會看到「丈夫和『二房』生下孩子,交給『大房』養育並且叫她媽媽」這樣的情節嗎?在現在的社會中,確實也有可能有人用性交的方式來「借腹生子」,雖然這並非通常所討論的「代理孕母」。此外,代理懷孕的方式也很多樣,包括只借子宮不借卵、借子宮也借卵、借用第三人的精卵等等不一而足;而對於代理孕母的看法,也很多樣,有些人認為代理孕母應該予以開放,使得不孕夫妻能夠免去無子的遺憾;有人主張不僅不孕夫妻可以委託代理孕母,同性伴侶、不孕單身、甚至有生育能力者也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有人認為合法化代理孕母將造成對女性身體的剝削、強化傳宗接代的迷思,更有人批評有酬的代理孕母無異於販賣嬰兒。事實上,「代理孕母」一詞也是有所爭議的,這個詞彙似乎預設了代理懷孕的女性必然是母親,但有些代理懷孕的女性並不想當孩子的母親,因此改稱為「代理懷孕」,而將代理懷孕的女性稱為「代孕者」,似乎較為合理。以下,我們就來看看,到底在現行的制度下,代理懷孕何以不合法,而法律又如何決定、影響了違法代孕的親子關係認定?

在現況下,代理懷孕如何「不合法」?

 這個問題必須分由醫生、委託人、代孕者等不同當事人的面向來探討。首先,實施代理懷孕技術的醫生,是否會觸法?根據現行衛生署所訂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7條的規定,醫療機構不得施行代理孕母方式之人工生殖技術,假如醫生違反此規定,依照第20條的規定將依醫療法、醫師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處罰,可能因此遭到停業、甚至撤銷執照的處分。因此,就現行法觀之,醫生為人實施代理懷孕技術是違法的,雖然有人主張這個由衛生署所制訂的行政命令因為欠缺法律授權而應當無效。

 至於委託人(不論是夫妻、單身男女或同性伴侶)以及代孕者,則比較幸運,原則上不會因為委託代孕或者受託代孕而有違法的問題。不過,如果男性委託人或者代孕者已婚、並且透過性交的方式懷孕的話,則違反了刑法上的通姦罪;而又如果偽造出生證明將委託人登記為小孩的父母,也有可能觸犯了刑法上的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此外,委託人與代孕者也面臨「約定是否有效」的問題。如果委託人與代理孕母簽訂代孕契約,約定小孩之所屬、懷孕期間應盡的義務(一天聽一小時的古典音樂、不能釘釘子、不得墮胎等等)、是否給付報酬等等,這個契約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嗎?目前我國法院尚未曾就此問題做出判決,不過很有可能會被認為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而且其中有關小孩父母為誰的約定因為違反法律的強行規定是一定無效的。換言之,代孕者無法強制委託人履行其契約上的義務,而相對地,委託人也無法強制代孕者履行義務。

誰是小孩的媽媽?

 由於委託人與代孕者之間關於小孩父母的約定並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小孩在法律上的母親必須依照民法的規定。我們的民法原則上採取血統主義,除了收養之外,一個人的子女乃是「從己身所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而又在以一夫一妻婚姻為「正統」的主流意識型態的影響下,為了「方便」確認親子關係,因此採取一種叫做「婚生推定」的制度,首先推定一個在合法婚姻關係下出生的小孩,其父母即是此婚姻關係中的夫妻,而這樣的小孩叫做「婚生子女」(民法第1062、1063條)。至於非在婚姻關係下出生的小孩,在法律上被稱為「非婚生子女」,也就是一般俗稱的「私生子」。

 這樣的婚生推定制度把小孩分為兩種: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主要的目的在確認小孩的父親,對於母親的判定是沒有影響的,因為無論是否已婚,把小孩生下來的女性即是這個小孩的媽媽,民法因此特別規定母親與非婚生子女的關係,視為婚生(民法第1065條)。也就是說,在認定母親與小孩的關係時,對於「從己身所出」的解釋採取「懷孕分娩說」:生我者即我母親。為什麼我們的民法會這樣規定呢?這當然跟重視血緣關係的漢人傳統有關。此外,我們也必須瞭解,在現行民法於民國時期的中國制訂之時,「卵子和子宮可以有不同的主人」這件事情是不可想像、也無法做到的。然而,在代孕科技使這件事情變得可能之後,在現行民法的規定之下,會如何去認定一個在代孕關係中所出生的小孩的媽媽呢?

 如果這是一個「借腹又借卵」的情況,那麼卵子與子宮的主人同一,因此代孕者即是小孩的媽媽。這時候,如果女性的委託人想要當小孩的媽媽,就必須要透過收養的方式,而收養則需要取得代孕者(以及其配偶)的同意、以及法院的認可(民法1079條)。而如果這是一個單純「借腹」的情況,(用第三人精卵的情況在此暫不討論)卵子的提供者即是女性委託人的話,那麼到底子宮的主人是小孩的媽媽,還是卵子的主人呢?在「懷孕分娩說」的前提下,代孕者將會在出生證明上被登記為孩子的媽媽,同時也會是孩子法律上的母親。這時候,如果做為卵子主人的女性委託人想當媽媽時,要怎麼辦呢?關於這一點,在法律上有各種不同的見解,有人認為可以透過收養來達成,但是法律上禁止一個人收養自己的血親,而卵子的主人和小孩之間似乎又存在有血緣關係,而且也有些人不能接受用收養的方式來讓自己成為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小孩的母親。此外,如果代孕者不願意出養,女性委託人也不能勉強她。有人則主張,類推適用生父「認領」的制度來讓女性委託人成為母親,也有人認為可以採用「確認親子關係之訴」來「更正」孩子在法律上的母親。目前法院並未受理具體的案例做出決定,因此以上這些方式是否可行,還是未定之天。

誰是小孩的爸爸?

 在上述的血統主義以及婚生推定的原則下,誰是代孕小孩的爸爸呢?首先,由於在婚姻關係下出生的小孩會被推定為這對夫妻的小孩,因此如果代孕者已婚的話,她的丈夫會被推定為小孩的爸爸。不過,法律上所謂「推定」的意思,就是也可以被反證推翻。如果精子的所有人是男性委託人,那麼在「從己身所出」的原則下,男性委託人才是「真正」的父親。這時候,就必須先由已婚的代孕者或其丈夫提出「婚生否認之訴」(民法第1063條),然後再由男性委託人「認領」小孩(民法第1065條),如此才能成為小孩的爸爸。但是,如果代孕者和她的丈夫都不願意提出婚生否認之訴、或者已經超過時效(知悉小孩出生之日起一年內),那麼即便男性委託人是小孩事實上的「生父」,也無法變成孩子的父親。

如果代孕者未婚,那麼這個小孩即是所謂沒有爸爸的「非婚生子女」,這時候男性委託人可以直接認領小孩,並且在認領之後不能反悔。如果男性委託人有撫育小孩的事實,也可以被視為已經認領這個小孩(民法第1065條)。此外,如果男性委託人與代孕者結婚,這個小孩也會因為「準正」(民法第1064條)而被視為婚生子女,而男性委託人就成為小孩的父親。如果男性委託人不願意認領,代孕者是否可以強迫他認領呢?如果有民法第1067條所規定的事由(在代孕的情況,可能構成的事由應該是「由生父所做成的文書可證明其為生父」),代孕者以及其他法定代理人或者小孩在成年後都可以請求他認領,不過有法定期限的限制。

代理懷孕何去何從?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在現行法律對於親子關係的規範下,女性或男性委託人要成為小孩的父母都必須經過一些程序,特別是女性委託人要當孩子的媽媽有比較高的困難度。唯一可確定的是,代孕者會因為小孩的出生而成為孩子的母親,無論她是否願意。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稱呼「代孕者」為「代理孕母」,似乎也有其道理。能夠改變這個法律上事實的,是代孕者將小孩出養、偽造出生證明、或者女性委託人對於其母親地位的法律主張獲得法院的承認。如果代孕契約被認為是無效的,那麼在代理懷孕的期間,代孕者對於她的身體享有完全的自主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終止懷孕、是否要將小孩出養,不過這也意味著她在法律上將無法依照契約請求委託人給付懷孕或分娩期間所支出的費用、喪失的收入等等。

 

 針對這些相關的爭議,行政院衛生署曾經於2004年舉辦「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企圖透過審議式民主的方式來尋求共識,此外「人工生殖法」草案也正在討論當中。不論是否合法化代理懷孕,如何合法化、或者如何禁止,都牽涉到我們對於法律如何規範科技、生命、親子關係、懷孕分娩、母職、父職等議題的看法。換言之,這是一種政策選擇,同時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在思考這個議題時,我們除了應該瞭解現狀對於代理懷孕的規範,以便進一步考量是否要改變現狀,更應該瞭解相關當事人的權益保障,特別是在相關的討論中經常被忽略的代孕者與孩子的權益。這同時也是開放我們的想像力的時候:一個孩子是否可以同時有兩個「生母」呢?(本專欄企畫/法律學院蔡明誠教授)

管理新知

「設定目標」的迷思:淺談經理人薪酬制度的設計

文/陳業寧1(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一般公司在編制預算時,通常都會設定每一部門以及整個公司的業績目標,並在目標達成時給予經理人紅利作為獎賞。財務學界的大師詹森博士(Dr. Michael C. Jensen)卻認為這樣的作法不但會降低公司價值,更會鼓勵公司說謊造假的風氣。他並主張,最好的報酬制度是取消發紅利的績效門檻及上限,採取簡單的薪酬制度,讓經理人的紅利為其績效的某個固定倍數。本文將簡介詹森博士這方面的想法與建議。2雖然他的建議是否適用於所有的公司還值得爭議,但他的意見的確點出了公司在設計經理人報酬時所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非常值得管理階層參考。

 詹森博士指出,一般經理人的薪資報酬與其績效之間的關係大致可以描述如下。若績效未達最低門檻,則經理人僅能拿到固定薪資;若績效超過最低門檻而未達某一上限,則其報酬為固定薪資加紅利,且績效越好則分紅越多;而當績效超過上限時,即使績效再好紅利也不會增加。在上述描述中,績效的最低門檻通常就是預算編制過程中所訂出來的業績目標。只有當經理人的績效超過目標時才拿得到紅利。

 詹森博士認為上述的薪酬模式會造成一些嚴重的問題。首先,為了要讓自己更容易拿到紅利,經理人會隱藏或扭曲資訊,以讓上級單位訂出較低(也就是較容易達成)的利潤目標,這樣的作法可能傷害公司的獲利。對此詹森博士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一家啤酒公司的業務主管為了要讓公司訂出較低的利潤目標,刻意壓低對啤酒需求量的估計。而公司根據這份低估的報告調低生產量,結果造成該品牌的啤酒在假日啤酒需求量最高時嚴重缺貨,使該公司的利潤大幅降低。

 其次,目標訂出來了之後,為了要達成目標以拿到更高額的紅利,經理人可能會採取一些手段來操弄績效。舉例來說,當一位經理人所實際創造的盈餘未達目標、但已頗為接近目標時,他會試圖以各種方法增加盈餘。詹森博士舉了一個例子。某公司主管為了達成今年的盈餘目標,便對所有客戶宣布:明年1月2日起本公司所有的產品價格都上漲10%。其目的就是希望客戶趁著今年價格還沒上漲前多買一些產品。這樣的作法固然增加今年的利潤,卻犧牲了明年的利潤,對公司並無幫助。此外,希望達成利潤目標的經理人也可以透過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的手法,如提早承認未來銷貨或延緩認列費用等,來增加當期利潤。相對的,如果經理人覺得今年的業績目標不管怎麼努力或操弄都無法達成,則其會提早認列費用、延緩承認銷貨,把今年的利潤轉移到明年去,以提高明年達成利潤目標的機會。這些盈餘管理的手段對於公司的實際盈餘沒有幫助,反而降低了公司會計報表的透明度。更有甚者,渴望達成績效目標的經理人在業績壓力下,很可能以違法的方式假造盈餘以求達成目標。

  詹森博士認為,制訂公司的業務目標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將經理人的薪酬和目標綁在一起,以致於造成經理人試圖影響目標的制訂或操縱盈餘的現象。他認為最好的薪酬制度是完全取消發紅利的門檻和上限,讓經理人的總薪酬與其績效間呈線性的關係;也就是說,紅利是績效的某個倍數。在這樣的制度下,經理人的總薪酬等於固定薪資加上a*績效,而a是由公司所決定的常數。如此一來,經理人仍然有動機提昇績效(因為績效越好則紅利仍然越多),但卻不再需要為了達成某一年度的目標而挪移盈虧。此外,當績效的門檻不再重要時,經理人沒有必要說謊以試圖降低分紅的門檻。總之,當公司不再採用「達成目標,才有紅利」的激勵方式時,經理人就不再有說謊及操弄盈餘的動機。

 有人會說,以目標來激勵員工固然有詹森博士所指出的問題,但其正面的激勵效果也不容抹煞。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實證研究或實驗結果都支持「達成目標便可贏得獎賞」這樣的激勵方式對人的表現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故是否應該要放棄這種激勵方式,還要視其負面效果是否真的大於正面的激勵效果而定。對於這樣的說法,詹森博士認為:大多數的相關研究都沒有把「人可能會操縱制度」這個因素納入考慮。他認為考慮了這個因素後,以目標來激勵員工的方式應該是弊多於利的。

 詹森博士承認,一般公司要實施上述建議必須克服一些困難。例如經理人可能早就習於「達成績效目標便可拿到大筆紅利」的激勵方式,要讓經理人接受新的激勵方式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和溝通。其次,在詹森博士所提倡的報酬方式中,由於績效的門檻和上限都被取消了,此時經理人所面臨的薪酬不確定性可能更大;也就是說,績效很好時薪水非常高,而績效很差時薪酬非常低。這種薪資風險可能會使某些經理人無法忍受而造成較高的流動率。對於這點,詹森博士認為高流動率不一定事件壞事。在新的報酬制度下,會離開的經理人通常是對自己的能力較沒有信心的人,這些人的離職可能反而可以提高公司的生產力。詹森博士指出,只要公司的最高決策單位有足夠的魄力與決心確實執行他所提倡的報酬制度,並透過溝通教育的方式讓員工熟悉新的制度,則將可大幅改善經理人的誘因,使其不再有動機說謊或操縱盈餘。

 我認為在上述討論中,詹森博士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指出:設計制度時要考慮制度可能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可能性。如果真正合理的績效目標只有經理人知道,且經理人對於盈餘有相當的操控能力,則老闆在訂定業績目標試圖激勵經理人時,的確需要注意其可能衍生的負面影響。除此之外,詹森博士強調人的行為是有一致性的。當經理人習慣於在預算制訂過程中說謊以訂出對自己有利的目標,並在營運過程中操弄盈餘以增加紅利時,這樣的行為模式將會滲透到經理人其他的行為中,形成整個公司說謊與造假的文化,而這也是他之所以大聲疾呼經理人薪酬制度亟需改良的最主要的原因。詹森博士的這個觀點值得大家深思2。(本專欄策畫/會計學系林世銘教授)

 

1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美國UCLA管理博士。研究領域:金融機構、公司理財、賽局理論。

2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照詹森博士的下列著作:Jensen, C.M., 2003, “Paying People to Lie: the Truth about the Budgeting Process,”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9, pp. 379-406,與Jensen, C.M., 2001, “Corporate Budgeting Is Broken - Let’s Fix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特稿2

傅斯年與台灣大學的教育理念

文/黃俊傑(台大歷史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

  孫震(台大前校長,經濟系名譽教授;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遠東集團講座教授)

 

“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正是我們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我們的挫折的原故在哪裡,我們要檢討。我們萬萬不可再不問不思的一味因襲舊脾氣,因為實在因襲不下去了-假如要存在的話。在這一個局勢之下,我用我相信的道理辦台灣大學……。”1~傅斯年~

 

一、引言

 傅斯年(1896~1950)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他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憂患與亂離相終始。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的書香門第,七世祖是清代入關後第一個狀元,2自幼在祖父指導下熟讀經史典籍。1919年他在北大求學時就是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代表之一,其後負笈英國與德國,廣泛接觸各種新學術。1928年年底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引領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發展。1949年國共內戰,禹域二分,傅斯年浮海來到台灣,1月20日就任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第四任校長,3以「歸骨於田橫之島」4的決心在台大全力推動改革,1950年12月20日下午1月20分,以腦溢血逝世於台灣省參議會議場。他擔任台大校長只有一年又11個月,但是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卻為台大留下可觀的精神資產,在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院校都大幅推動教育改革之際,特別值得我們回味。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期間,所發表的有關大學的理念及其具體治校策略。本文第二節首先討論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學之理念與大學之任務,第三節進一步說明傅斯年推行教育改革的原則,及其在台灣大學的具體改革措施。本文第四節則綜合本文論述,提出結論。

二、傅斯年的大學之理念

 傅斯年關於大學之理念,最完整地表達的是他在1950年12月18日完稿的〈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這篇長文,距他在12月20日以腦溢血逝世僅二日。這篇長文分上下二篇刊於《大陸雜誌》第1卷第11及第12期,5全文縱論中國各級學校教育改革之構想,其中涉及大學教育的文字甚多。

 大體言之,傅斯年主張專科學校應以職業訓練為目的,但也有其學術的訓練,猶之乎大學應以學術為對象,但也應兼顧職業訓練。專科學校與大學之截然不同,在於下列幾點:(1)大學必經預備學校,專科則不然,所以預備學校與專科學校學生年齡相近。預備學校期限兩年,專科學校四年,但工農專科的應用科則可以五年為期。(2)大學以每一種學科的基礎訓練(多為理論訓練)為主,專科則以每一種科目的應用為主。(3)大學生在入學之始,至少在第一年級以後,即須能閱讀外國專門書報,專科則求其畢業時達此目的,所以專科學校用書應編譯。(4)大學的實驗常是解決問題的實驗,較少練習手技,因為在大學的預備學校已先練習成物理、化學、生物切片或看鏡子等等技巧了,但在專科學校則一切實驗除了解原理的少數以外,以練習工作技巧為原則。6傅斯年特別強調大學教育應特重以下四項要義:7

(一)大學不可揉雜職業學校的目的。

(二)大學以學術為本位,專科學校以應用為本位。

(三)大學的教學必須與專科學校不同。專科學校不應模仿大學,而且大學的多數部門也不過是專科的程度,偏又不能作到專科學校的實踐性。

(四)大學畢業的任用資格除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之外,不應優於專科學校。

 從上述有關大學與專科學校的區分的言論看來,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學基本上比較接近紐曼大主教(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嘉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或弗斯納(Abraham Flexner, 1866-1959)心目中的二十世紀初期的大學之型態。8這種歐洲型的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與就業導向的專科或職業學校,有其本質上的不同。

 傅斯年從上述大學的理想型態出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中國的大學只不過是國外大學型態的雜湊而已,缺乏自己的特色。傅斯年說:9

 中國的大學,創設在清朝末季,當時管學大臣所「奏定」的「學堂章程」,有「分科大學」一項,這裡面包括經、法、文、理、醫、工、農、商等科,這個制度可以說大體是抄自日本的,而日本的制度,又大體是抄歐洲大陸的,尤其是普魯士。北京大學,就是照這個章程辦的一個大學,也是當時僅有的一個國立大學,不過當時客觀的條件,並不具備,所以辦的不倫不類,這是清朝光緒末年的話。到民國初年,美國影響來了,自南而北,即自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發動,教育制度從大學到小學,一齊受這影響,因而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原來的輪廓並未改變,只是德日的軀殼之內加上了一個美國的肉體,所以中國大學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產物,非常特別,不過這個特別實在是一團亂糟糟而已。

 針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這項弊病,傅斯年強調包括大學在內的中國各級學校制度,不應盲目抄襲外國學校之制度,應注意本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10

三、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則及其在台大的作為

 傅斯年自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之後,面對戰後百廢待舉的台大,全力投入台大的改革,他的侄子傅樂成(1922~1984)教授對傅斯年當年的工作,曾有第一手的證言:11

 他對校務,幾乎是無事不做。校長辦公室的秘書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時常被半夜裡叫起來處理校務。這種辦法,平時即連家中人都不大贊成。他那種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

 傅斯年對工作的狂熱,在他領導台灣大學時全幅展現,除傅先生個人的人格特質之外,與1949年國府退處台灣的時空情境,也有密切的關係。正如傅斯年在1950年所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正是自動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12在這種窘迫的歷史時空之中,傅斯年推動台大的改革。

(一)教育改革的原則:

 但是,傅斯年在台大推動的教育改革,並非任意為之,他對教育改革有一套原則,我們試加歸納,約有以下五點:

1.在計畫教育與自由發展之間求其均衡:傅斯年本此原則主張:(1)學校應循分層推進的道路求其多元化。(2)同樣的學校不必只許有一個型態。(3)都市和鄉村的學校不必用同樣的章程。(4)異地的學校不必採取一致的辦法。13

2.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認為,如果一切根據現實訂定學校制度,便難以進步;但如果全憑理想,則又不能實行,所以學校方案必須兼顧理想與現實。各級各類學校應有不同的理想,然而綜合來說,大原則是使得人像人,人能生活,人能生產,人能思想,人人助社會,社會助人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是貧窮與愚昧,因此學校制度的改革應高舉理想之時不忘現實情況。14

3.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主張,教育改革必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同時也不能不為傳統而預做適應之計。現代社會的要求有兩大項:(1)工業化,(2)大眾化。中國非工業文明的教育內涵與中國傳統文明之忽視大眾,必須加以修正。15

4.在技能訓練與通才教育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認為,中國為克服困窮及增加生產,技能教育必須重視,但是因為技能日新又新,所以人必須與時俱進,若一切教育都是為了技能,所造就出來的人將成為死板而不能自求進步的機器,如此不久之後,技能隨時代進步而人則落伍而成為廢物,所以「通才」這一個觀念,在教育上是必須與技術同等重視。16

5.在教堂與市場之間求其均衡:傅斯年認為,學校可以是一個近代主義的教堂,使受教育者獲得安身立命的基礎,但學校也可以提供某種技能或生產教育以增進大眾之福祉。17

 傅斯年主張各級教育應該在「計畫/自由」、「理想/現實」、「傳統/改革」、「技能/通才」、「教堂/市場」之間,求其動態的均衡。這些原則也大多落實在傅斯年對台大的改革措施之上。

(二)台灣大學的改革策略:

 傅斯年在不到兩年的台大校長任內,推動許多改革策略與措施,其中較具關鍵性的有以下四項:

1.大學精神的重建:

 傅斯年接掌台灣大學,第一件事就是將日本殖民政府時代的深具工具性的台北帝國大學,改造成為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大學。傅斯年對全校師生宣示:18

 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的臺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所以這個大學在物質上雖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卻只有四年,自然應該拿今天作我們的校慶。

 傅斯年揭示他的辦學宗旨:「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這一段宣示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及其針對性。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由日本殖民當局創立於1928年4月,設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1936年1月,增設醫學部。1937年4月,原台北醫院改制為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1939年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年3月,增設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台北帝國大學之設立,原始目的係為配合日本帝國向南洋各地之侵略,作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學術基地。籌設台北帝國大學之中心人物,後來出任台北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幣原坦(T. Shidehara, 1870~1953)曾強調台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19正因台北帝國大學之設立目的極具工具性,所以,設校之議初起之時,台灣士紳及社會有識之士均群起反對。台北帝大設立之後,確實也以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及熱帶醫學研究為其主要方向,而且台籍學生極少。

 傅斯年針對台北帝大之工具性角色而痛下針砭,呼籲大學應重其自主性,並提出「敦品」「力學」「愛國」「愛人」與台大師生共勉。20他引用斯賓諾沙(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的名言說:「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21更是鏗鏘有力,將五四時代的精神完全重現於台大校園。

2.通識教育的加強:

 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則非常強調大學的專業訓練與通識(他稱為「通才」)教育之間,應取得平衡。他接掌台大之後,有感於台北帝大之工具性過強,所以特別加強大學通識教育,對於大一共同必修科目的教育尤其重視。傅斯年說:22

 我大膽向諸位先生提議,我們要在一年半之內,集中精力,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教育制度,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學生的求知慾,是應該加以鼓勵的。

...

 以上所說的一般通習科目,包括在文學院的國文、英文、通史、邏輯;在理學院的數學、物理、化學、動植物、地質;在法學院的普通經濟學,法學通論...等。為充實這些一般課程,還要增聘不少的教授,這個辦法,與其謂為充實文理兩學院,毋寧謂為充實全校六個學院的基礎課程。

 傅斯年在校長任內特別重視大一「國文」、「英文」、「通史」、「數學」、「化學」、「物理」等共同科目,並常常親自參加大一共同科目的教學會議。

 傅斯年對台大的通識教育的重視,與他本人的博雅的學識深具關係。傅先生同時代的友人或同事,對他的博學莫不稱譽有加。蔣夢麟(1886~1964)說:「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23程滄波(1903~1989)則說:「關於社會科學的範圍內,他夠得上『博大精深』四個字」,24屈萬里(1907~1979)曾轉述,傅斯年參加討論大一數學課程的會議之後,當時台大工學院院長彭九生對傅斯年佩服不已。25傅斯年是一個典型的「五四人」,處事大有氣吞萬里之勢,為學則通博遠重於專精。他秉持五四精神,辦學自然特重大一共同課程的教育。

3.堅守學術專業,提昇台大的師資水準:

 1949年之後局勢動盪,台大處於時代變局中,師資之聘任常受政治之干擾。傅斯年就任校長後,在答覆當時的「反共專家」葉青的公開信中宣稱:26

 臺灣大學以前請教員甚濫,確是事實,但自我到任以來,提高標準,限制兼職,半年來進步甚多,現有國際知名之學者多人在內。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為「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為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

 在傅斯年任內,台大辭退許多不稱職的專兼任教師,甚至因而得罪若干權力人士,引來各種打擊。1950年出版的《新聞天地》雜誌,曾對當時的傅斯年的處境有第一手的報導:27

 傅斯年先生長臺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但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攻訐、阻撓,種種的困難也在此。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臺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鎗暗箭,栽?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地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這項報導中說傅斯年與「醜惡勢力對壘作戰」,當與當時實情相去不遠。傅斯年堅持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拒絕政治力干涉學術,確實奠定了此後台大的自由學風。

4.推動自由選課制度,發展台大各學院之特色:

 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之後,決定廢台北帝大時代之講座制度。他認為,台北帝大的講座制度是在一個教授之下附設一個研究室,這種制度源起於歐洲,但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發展成為近代大學的制度。傅斯年認為,1950年代台灣之時空環境都與十九世紀的歐洲大不相同,專家與通才無法兼顧,而且學生素質也大不相同,凡此種種因素都使戰前的講座制度難以繼續實施。28在取消講座制度之後,傅斯年為落實歐洲大學教學自由的精神,主張讓台大六個學院依其學術特性而各自發展。各學院大一及大二修讀必修課程,文法學院三四年級則充分選修,理、農、工、醫等學院則參酌自由選課之精神排課,因為學生若無選課之自由,就不成其為大學。29

 自由選課制度可視為傅斯年在台大校長任內落實學習自由的重要改革措施。

四、結論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傅斯年55歲的一生雖然不長,但卻像是劃過長夜的彗星一樣,在歷史上留下了燦爛的光芒。傅斯年的時代是政治動盪、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的時代,在學術思想上則是中西新舊各種思潮激烈踫撞衝突的時代。傅斯年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中,留下深刻的足跡,其中以1929年春間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及1949年1月20日出任台灣大學校長這兩件事,對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術及大學教育影響最為深遠。

 本文以傅斯年未滿兩年的台大校長任內之改革理念及措施作為中心,分析傅斯年之大學理念、改革原則及其具體作為,我們可以看出: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近於歐洲的大學之典型,但是他的改革原則特別著重本國之具體社會文化脈絡,並強調專業訓練與通識教育的動態平衡。

 傅斯年在台大所堅持的學術自主、學習自由、各院系發展特色等等理念,在近半世紀台大的發展過程中,都獲得不同程度的發揚。不但他與台大師生共勉的「敦品力學,愛國愛人」成為台大的校訓,他所提出的「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之理想,更是成為台大人永恆的鄉愁!(2004年8月1日初稿)

 

註釋:

1傅斯年,〈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收入《傅斯年選集》(台北:文星書店,1967),第10冊,頁1703-1708,引文見頁1704。此文係〈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一文之簡要本,原刊於《中央日報》(39年11月29日,台北)。

2傅家故居大門兩側對聯:「傅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頗能道出傅家門風。

3國立台灣大學前身係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1928年,有關創立台北帝國大學重要公文等史料,均收藏於日本東京之國立公文書館。

2004年4月台大圖書館已將這批史料影印回台,並錄製光碟片儲存。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

降台灣光復以後,台大第一任校長係羅宗洛(任期係1945年11月15日至1946年5月,5月校務由校務委員會維持至8月),第二任校長係陸志鴻(1946年8月至1948年5月),第三任係莊長恭(1948年6月至1949年1月),傅斯年於1949年1月就任第四任校長。關於早期台大歷史,參看: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台灣大學現狀〉,《台灣文獻》第26-27卷41期(1976),頁224-245;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歐素瑛:〈光復初期的國立台灣大學(民國34-38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1998年6月),頁51-90。

台灣光復之初,原「台北帝國大學」之名曾有人主張改為「國立台北大學」,民國34年(1945)年11月10日,教育部以高字第57333號公函,提請行政院院會討論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北大學」,但經民國34年11月20日行政院第721次會議決議「通過,名稱應改為國立台灣大學」,行政院秘書處並於34年11月24日以公函復知教育部。2003年教育部以台高(二)字第0910192456號函行文台大,檢附民國34年12月15日高字第63242號代電通知『臺北帝國大學經部提請行政院會議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已決議通過合電知照』之公文,可見1945年台大係由「台北帝國大學」直接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並未正式定名。以上資料已由台大圖書館在「國立台灣大學第2275次行政會議.貳.報告事項」中報告並列入記錄。

4 1949年傅斯年為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書一短幅,文曰:「歸骨於田橫之島」,頗見其決心。

5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收入《傅斯年選集》,第10冊,頁1721-1771。以下引用本文時簡稱〈批評〉。

6傅斯年:前引〈批評〉,頁1746。

7傅斯年:前引〈批評〉,頁1749。

8參看:徐輝、顧建新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徐小洲、陳軍譯:《大學的使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Ortega Y. Gasse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Kegan Paul, 1946);徐輝、陳曉菲譯:《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9傅斯年:〈台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516。

10傅斯年:前引〈批判〉,頁1725-1726。

11傅樂成:〈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後收入:《傅故校長哀輓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51),頁13-15。

12同註1。

13〈批評〉,頁1754。

14〈批評〉,頁1756-1757。

15〈批評〉,頁1758。

16〈批評〉,頁1761。

17〈批評〉,頁1761。

18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573-1574。

19參看:幣原坦:〈台灣?學術的價值〉,《台灣時報》大正12(1923)年12月號。

20這八個字後來成為台大校訓。

21傅斯年:前引〈批判〉,引文見頁1578。

22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490。

23蔣夢麟:〈憶孟真〉,《自由青年》第8期。

24程滄波:〈記傅孟真〉,《新聞天地》第156期。

25屆萬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國》4卷1期。

26傅斯年:〈傅斯年校長的聲明〉,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497。

27《新聞天地》105期〈週末隨筆〉。

28傅斯年:〈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頁1535-1552。

29傅斯年:〈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頁1515-1526。

學術發展

 磁振造影與骨髓影像及腫瘤血管新生

文•圖/施庭芳(醫學院放射線科教授、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副主任)

 

 我在1984年自台大醫學系畢業,留在母校醫學院及醫院的放射線科,也二十年了,算來也不是很短的日子。記得剛進科內的時候,在台大醫院西址第七講堂旁的電腦斷層攝影室,有一檯0450型最早的CT scan,主要進行頭部及全身的掃描,吸引許多臨床醫師及放射科醫師的興趣;那時掃描一張影像的時間很長,所以常常可以講一個笑話再回來看影像。

 到了第三年住院醫師時,科內新購了一台CT(Somaton DRH),號稱當時最快速、高級的機型,當時我為它的功能及電腦運算為之瘋狂!加上對血流動力的興趣,開啟了我對醫學研究之門,於是進行了一項早期腦缺血的研究,利用快速的動態攝影去測定腦組織血流量的減少與中風癒後的關係;後來幸運的發表在放射線學門的頂尖期刊-Radiology (1988)。這份成果,對當時仍在受訓階段的我,的確是很大的鼓勵;不但激發我對學術研究的信心及熱情,也堅持了往後致力於研究的毅力。

 1988年,我奉派出國進修,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醫學中心,學習磁振造影學及骨骼肌肉的影像診斷,建立了我往後研究領域的方向。回台大之後,也適逢第一台高磁場的磁振造影儀啟用。在當時,磁振造影掃描開始應用於人體,對於其所表現的訊號(signal intensity),與人體各項解剖結構及生理病理的意義仍不清楚,所以需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建立正常的數據,以及各種疾病診斷的依據。磁振造影最大的特點,除了無輻射線外,可以調整不同的脈衝程式(pulse sequence),利用與體內氫原子的共振,表現出不同的訊號,而反應出各種生理或病理的組織變化。所以磁振造影為生命科學或醫學帶來了重大的突破。我個人認為它最大的優勢,在於呈現出以往無法被透視或偵測的組織成份。以骨骼及椎體為例,以往的X光攝影或電腦斷層,都只注重在骨骼硬體的部份-包括骨外殼皮質及骨小樑等的礦物質部份;然而,存在骨小樑之間的骨髓造血成份及其骨髓幹細胞-生命現象最重要的成份,卻無法以活體的方式被呈現或探討。磁振造影首度呈現出人體的骨髓影像(bone marrow image)(圖1)。骨髓影像的探討在醫學領域中對病人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我在早期的研究著重於疾病的探討及鑑別診斷等,包括:(1)以磁振造影分析脊椎體壓迫性骨折(compression fracture)的成因,並作鑑別診斷。(2)對於良性壓迫性骨折或惡性癌細胞骨轉移,以磁振造影分析其血流灌注及血管新生,並作區別。(3)壓迫性骨折的磁振造影表現,血液灌流(Blood Perfusion)的測定,壓迫性骨折後的癒合不全或骨壞死,以磁振造影與手術病理變化加以對比並探討癒合的過程。(4)感染性脊椎炎(vertebral osteomyelitis)的診斷及鑑別診斷;進一步探討骨髓炎的特殊影像表現及其解剖學結構相關的致病機轉。

 在陸續完成具臨床意義的研究後,我逐漸投入骨髓的基礎研究。首先,建立兩項研究平台(a)以動態磁振掃描(dynamic MR scanning)測量椎體骨髓血液灌流(vertebral bone marrow perfusion);(b)磁共振頻譜(proton MR spectroscopy)測定骨髓內脂質與水分子的化學成份(bone marrow lipid and water content)。首先,對於椎體血流灌注的探索,在靜脈注射Gadolinium顯影劑後,利用前述之動態磁振造影,以每0.5秒作一次掃描,將椎體訊號隨時間的變化加以量化,描續出Time-Intensity Curve,再利用bi-compartment pharmacokinetic model,計算出人體椎體血流的相對量。首先,在66位受試者中,測量其正常椎體的血流灌注,發現它們和年齡及性別有非常大的關係:年紀小於50歲以下者,其椎體血流明顯高於50歲以上者;而女性在50歲以後,血流灌注急遽下降,而男性的變化則緩慢不明顯;這一項發現可以解釋一部份骨骼的老化過程,而且也明顯地和荷爾蒙的變化有關(Radiology 2001, July)。再者,椎體血流灌注的測量,可發展到臨床應用,例如骨髓病變的血管新生,或是以曲線圖型的種類區別良性骨折及惡性腫瘤的差異性(JMRI 2002)。對於以訊號表現的血流強度,另外設計軟體,將之呈現出彩色的動靜脈灌流圖譜(圖2)。其次,基於前述老化對骨髓血流灌注的降低,考慮到老年病患的藥物使用也可能對骨血流灌注有影響,故選定鈣離子阻隔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對正常受試者進行研究,發現受試者在藥物使用後,心跳、血壓顯著改變,同時他們的骨髓血流灌注也明顯下降;所以推測降血壓藥物的使用可造成血液重新分佈(redistribution)而影響到骨髓血流灌注(Radiology 2004, Apr)。然而,椎體血流灌注是否和骨質疏鬆的致病機轉有關,或是影響骨小樑的質與量以及長期服用心血管藥物是否影響骨質密度,則須進一步探討。之後,再以69位女性病患為研究對象,以前述之方法測定其腰椎血流灌注及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gm/cm2)。發現骨質密度與血流灌注呈現顯著的正相關(Radiology 2004, Oct)。所以,血流灌注之減少可能是骨質疏鬆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們也探討了86位患者其頸動脈的intima-media thickness和椎體血流灌注,發現有顯著的負相關,間接顯示動脈粥狀硬化(atherosclerosis)引起之血流灌注減少可能是引起骨質疏鬆之機轉之一(JMRI, 2004)。動態血流灌注的評估(dynamic tissue perfusion),不只在骨髓的研究具有其意義,對於腫瘤血管新生(tumor angiogenesis)也提供活體(in vivo)的研究方法;它不同於超音波或血管攝影,而著重在血流inflow, outflow及血管內、外與組織間質的平衡,所以更具灌流(perfusion)的生理意義。近年,我將其推廣應用在肝細胞腫瘤、子宮頸癌、肺癌、急性骨髓性胞癌及多發性骨髓瘤,都有良好的結論(圖3),對於癌症的探討,提出image angiogenesis(影像表現之血管新生)新觀念,在癌症治療的追蹤評估以及癒後的判斷,將有重要意義!

 對於骨髓內部微環境,除了上述之血管血流因子及骨小樑外,另有造血組織、脂肪組織及其他微成份。對其化學成份的分析,我們利用磁共振氫頻譜(Proton MR Spectroscopy),在骨髓成功的分析不同ppm之下的各項光譜(spectrum and peak)(Spine 2004, Dec)。骨髓的氫頻譜組成有水(H2O)及脂質(CH2-group),主要頻峰相隔3.1 ppm,其間尚有約十種較小的頻峰;而脂肪或脂質的累積,可能和年紀、血管因子、骨質密度有互動關係,發現脂質與水(Lipid Water Ratio)的比例和骨質密度呈負相關;將年齡因子控制後,脂質頻寬仍和骨質密度呈正相關,所以推論脂質的累積及成份的改變會影響骨小樑的生成。對於磁振氫頻譜除了在骨髓研究外,我也修正其部分參數,將之應用於人體的肌肉及肝臟,可以成功的展示出細胞內外的脂質及結合-CH2及-CH3的比例(圖4)。這項技術對近年來熱門的脂質代謝研究(lipid metabolism),提供新的方向,所以也對愛滋病患、肝臟移植及缺血性骨壞死有進一步的探討。

 放射線及醫學影像,已由原來的型態學研究,逐漸進入生理性、功能性,甚至分子生物的層面,尤其是分子影像(molecular image)與骨髓幹細胞(stem cell)的研究,更是未來發展的方向。身為一位放射線科醫師,只有不斷的進修與學習,才能在浩瀚的醫學領域中生存。我常常開玩笑說一位放射科醫師的人生是黑白的;而我就這樣渡過了二十年的青春歲月。雖然黑與白可以表現最佳的灰階差異,但也盼望未來的人生能有多一點的彩色。(本欄本期策畫/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蕭裕源教授)

 

參考文獻

1.                  Shih TTF, Huang KM. Acute stroke: detection of the changes in cerebral perfusion with dynamic CT Scanning. Radiology 1988;169:469-474.

2.                  Shih TTF, Huang KM, Li YW, Solitary Vertebral Collapse:Distinc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Causes using MR Patterns. J. Magn Reson Im. 1999; 9:635-642.

3.                  Chen WT, Shih TTF, Chen RC, Lo SY, Chou CT, Lee JM, Tu HY. Vertebral Bone Marrow Perfusion Evaluated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 Significance with Aging and Sex. Radiology 2001;220:213-218.

4.                  Chen WT, Shih TTF, Chen RC, Lo SY, Chou CT, Lee JM, Tu HY. The Blood Perfusion of Vertebral Lesions Evaluated with Gadolinium-enhanced Dynamic MR Imaging: in Comparison with Compression Fracture and Metastasis. 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2002;15:30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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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hih TTF, Liu HC, Chang CJ, Wei SY, Shen LC, Yang PC. Correlation of MR Lumbar Spine Bone Marrow Perfusion with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Female Subjects. Radiology; 2004: 233: 121-128.

7.                  Chen WT, Shih TT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tebral bone marrow blood perfusion and common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in aging adults. 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2004; 20(5): 811-816.

8.                  Shih TTF, Chang CJ, Hsu CY, Wei SY, Su KC, Chung HW. Correlation of Bone Marrow Lipid Water Content with Bone Mineral Density on the Lumbar Spine. Spine; 2004: 29(24):2844-2850.

9.                 施庭芳(1999),醫學科學叢書:磁振造影於脊椎病變的應用,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施庭芳小檔案

   1984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1985至1988年完成放射線科住院醫師訓練,於1988~1996擔任主治醫師及講師一職;並於1989年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進修,學習核磁共振影像學,1990年回國後致力於相關研究。1996年升任副教授;2004年升任教授。專長為核磁共振影像學、放射線診斷學、骨骼肌肉放射線學、乳房影像學……等。現任台大醫學院放射線科專任教授;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副主任及骨骼肌肉影像診斷科主任等職。

歷史的腳蹤

 護理學系、所發展軌跡

文•圖/戴玉慈(護理系教授兼主任)、于博芮(護理系講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成立於1956年秋天,為國內第一所綜合大學內所設立的護理學系,迄今將滿50年,以人生的生命歷程來看,護理學系即將進入中老年期,回首本系的創立也是篳路藍縷,艱辛異常。回顧《護理學系成立十週年專刊》中,余道真主任、魏火曜院長及葉曙教授三位師長的描述可知,當初提出要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創設護理學系,是一群當時駐派台灣的美國經合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cy, ECA後改為ICA又改為AID)衛生組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派駐附設醫院的五位護理顧問所醞釀出來的。由於創設當時,陳翠玉女士正擔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及醫院附設高級護理職業學校的校長,因此我們相信陳翠玉校長才是實際規劃及成立護理學系的本土領導者。

 

護理學系草創時的師資及系館的建立

 護理學系成立過程坎坷,導致第一屆護理學系的學生於開學時,還沒有系主任,所以第一學期是由當時醫學院魏火曜院長代理主任。錢思亮校長也進行說服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的余道真教授,到台大醫學院接任護理學系系主任的工作。很幸運地,余道真教授於1957年2月借調到台大來。護理學系成立初期師資缺乏,因此在籌備時期就規劃選派一些已於台大醫院附設高級護理職業學校或省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有優良工作表現且有教學興趣與發展潛能的護理人員,以WHO所贈與的獎學金,赴美國各大學進修,以取得護理學士學位,好讓護理學系能聘用到符合大學規定的助教人員。可惜的是赴美進修7人中只有3人回國服務,由於師資嚴重不足WHO的三位護理顧問也加入本學系的師資陣容。

 護理學系成立當時,基本硬體設施完全闕如,學校原預定學系成立後三年即停辦護校,並計畫將該校當時面對中山南路的兩層樓舊式校舍、所有圖書及設備,移交護理學系使用。期間護校仍有學生就學中,因此無法如計畫中將部份空間挪給護理學系使用,最後由魏火曜院長安排下,將WHO駐台護理顧問辦公室挪出一部份給護理學系使用。之後護理學系與護校共用空間與教學設備的情形,直到1959年底結束。

 1959年一年中,護理學系陸續獲得美國國際合作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新台幣52萬元之補助,作為房舍修繕之用。同時,美國紐約中國醫學董事會(CMB)亦贈與護理學系美金2,000元,作為購買學生宿舍的設備與部份教學器材之用。此外,美國醫藥助華促進局(ABMAC)更撥出美金一千八百七十餘元,做為護理學系購買圖書之用。之後,ABMAC又另捐了美金800元,特別指定做為護理學系訂購21種國外專業期刊、連續五年所需的經費。而這項訂購專業期刊的援助,一直持續到1969年。

 余道真主任在魏火曜院長全力支持與協助下,於1960年11月,正式向CMB提出建置新系館的申請,請求CMB資助美金12萬元,做為建新系館及設置館內所有設備與教學器材等費用。同年12月即獲CMB當局批准。新系館動土典禮是在1961年7月由CMB派代表與魏火曜院長共同主持,破土典禮於醫學院(位於中山南路與徐州路交接處)的西北角舉行。護理學館是一三層樓的西式建築,由沈祖海設計師設計,建館工程於1962年6月落成,同年9月底,護理學系由原本護校舊址遷入這棟全新而寬敞的系館,原舊樓改變用途,成為後來的「女生第六宿舍」。

護理學系的蛻變

 期間歷經九位系主任的領導而使本學系茁壯發展。其中第一任系主任係由當時的醫學院院長魏火曜教授兼任(1956~1957);於本學系成立第二年即由具護理背景的余道真教授接任主任(1957~1972),她也是本學系在任最久且對本學系發展極具貢獻的一位;民國61年鍾信心副教授接任主任(1972~1978),當時鍾主任也同時兼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開啟合聘的先鋒;1978年,余玉眉教授接任系主任及護理部主任(1978~1984),她是本學系第一屆畢業生,此時護理學系的發展也開始由本系畢業生掌舵;此後高紀惠教授(1984~1990)、陳月枝教授(1990~1996)、蕭淑貞教授(1996~1999)、黃秀梨教授(1999~2002)、戴玉慈教授(2002~迄今),分別接任本學系主任,帶領本學系發展與茁壯。至於護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的成立則在余玉眉主任任內籌畫,而於1984年秋正式成立,並招收第一屆碩士班學生6人,首任所長為高紀惠博士。護理學博士班的成立則是於陳月枝主任任內積極籌畫,於1997年秋誕生了,國內第一個護理學研究所博士班,並招收第一屆博士班研究生3名,首屆所長為蕭淑貞博士。博士班的成立是對本學系、所師資及學術能力的肯定,同時對本國護理學教育的發展,及國內護理人才的培育都是一項重要的突破及發展。

 在護理學系館址方面,護理學館的興建亦有一段歷史。護理學系成立後,直到民國50年才在美國紐約中華醫學董事會經費贊助下,於現今護理學館西側建了一座三層樓建築,此後護理學系才有獨立的系館。於1989年2月,爲配合台大醫學院及醫院改建計畫,原護理系館拆除成一片綠地,而將本學系系館遷至徐州路2-1號,原語言中心的三層樓建築裡面,即現今的護理學館(一);1993年,校方收回徐州路一號手工藝品中心四樓用地後,並將該址撥給護理學系使用,即為目前的護理學館(二);1997年,為因應博士班成立教學需要,院方再將現在台大醫院西址大樓四東一隅撥交本學系使用,即為現今的護理學館(三);護理學館內有教室、討論室、研究室、並有多項電訊視聽設備,供教學與研究使用,同時亦設有示範病房,使學生在臨床實習前能有充份的準備,而台大醫院是一所擁有兩千床位之綜合醫院,設備新穎,注重臨床教學,更是學生實習的良好場所。目前學系所面臨的問題是系館有三處,分散於醫學校區各處,師生上課分散於各處,常導致師生見面機會減少。系館一因地層下陷,樓板和牆壁多處龜裂嚴重,每次地震後都必須補強維修,其安全性常成為全系師生關注的焦點。

師資培育

 細數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的歷史,師資培育一直是本學系及研究所努力的重點,也是本學系較難突破的困境,1971年,本學系成立15週年時,20位教師中,僅有教授1名,副教授2名,講師2名,其餘15位教師均為助教,當時副教授級以上教師佔教師總數的15%;在教師學歷方面,當時具碩士學位者亦僅4位,其餘均為學士學位。1979年,本學系教師,也是本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余玉眉赴美進修完成,取得台灣護理界的第一個護理博士學位。歷經多年奮鬥,至今本學系成立即將50週年,本學系、所專任教師員額共25名,專任教師中,教授4名、副教授2名、助理教授5名,均具博士學位,講師7名部份將完成博士學業,助教6名,另外兼任教師15名。

 本學系所一向重視教學與臨床的配合。1972年起,本學系與台大醫院開始雙聘制度,本學系鍾信心主任獲聘為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兼任),此後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均由本學系系主任或資深教師兼任。學系內其他教師則自1973年起受聘至台大醫院擔任臨床護理或行政相關工作迄今。這對本學系教學與醫院臨床護理發展有重大的影響,教師在兼任醫院工作的過程除了將教學與臨床實務結合應用外,也帶動醫院護理業務的蓬勃發展。

 護理研究亦為本學系所教師之發展重點。除積極爭取國科會、衛生署等研究計畫補助外,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之學術會議或期刊雜誌,教師更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臨床服務及充實教學,並提昇護理專業發展。此外,本學系所在專業團體活動及推廣服務上亦積極參與。教師在護理學會、公會皆參與重要政策之籌畫及執行。1981年,爲表彰本學系在任最久,且帶領本學系經過草創、茁壯階段的余道真教授,在當時余玉眉主任帶領、捐款,還有第九屆系友莊秀惠女士大力贊助、及本學系多位教師推動下成立了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1982年又在本學系余玉眉主任、陳月枝教授、本學系客座教授 Ida Martinson及多位護理與醫學教師的積極推動下,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正式成立。這兩個團體迄今都已發展為國內重要的專業及社會團體。1990年,本學系所並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委託,成立全國護理人員研修中心,負責全國各醫療機構護理人員的在職教育,使護理人員的專業知識能配合社會的變遷及新疾病型態的照護需求,直至2000年底,因階段性任務的達成,衛生署計畫終止而停辦。十年間共招募培訓各護理領域學員數達1,235人。期間並出版《護理新象》雜誌,以提供護理人員相關的新知識與資訊。

 在本學系所未來的發展方面,師資陣容、學程內容及硬體設備,都將繼續加以充實。而本學系、所更積極參與國內及國際間各項合作計畫。目前已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護理學院、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護理學院、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及密西根大學護理學院簽定學術合作,以協助本所博士班學生完成六個月的國外進修課程;至於長期目標中,護理學院的發展更是護理學系、所師生之理想與共同努力的目標。(本欄本期策畫/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蕭裕源教授)

 

參考資料

1.      余道真 (1996) 護理先進:余道真教授回憶錄 台大護理學系所畢業同學會:台北。

2.      黃秀梨 (2001) 護理學系成立四十五週年紀念專刊 台大護理學系所:台北。

3.      余玉眉 (2004) 細數護理學系創立與發展的來龍去脈 景福醫訊, 21(5), 9-19.

4.      護理學系暨研究所簡史 於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下) 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北Pp.202-208。

典型在夙昔2

追思閻振興校長

焦國模

 

 第一次見到閻振興先生是民國42年,當時,他是本校工學院院長,我是農學院的學生。那一陣子,學校裡有許多同鄉會的組織,河南同學也組織了一個,當時全校河南學生有五十餘人,但有家的同學,就不大理會這檔子事,常來的都是些隻身在台無所依靠的人,大概彼此可以相呴相濡取得一點溫暖吧。那年開會的會場在校門旁的臨時教室(已拆除,現為農業陳列館、人類學系等),邀請師長參加,閻先生欣然惠臨。會後聚餐,餐桌乃借來的課桌,食物由同學烹調,以那時的經濟條件與同學們的烹調技術,其平民化可知。飯時,閻先生暢敘河南舊事,就談到了黃河堵口經過,緣抗日戰爭期間,黃河於河南省中牟縣花園口饋堤,滾滾洪流,經由豫、皖、蘇三省奪淮入海,所經之處,千里一白,廬舍為墟,人命財產,均付流水,河南省受災者四十餘縣,災民逾一千萬人。黃河為患中國逾兩千年,自漢以降,各朝皆有氾濫紀錄,歷代對治理黃河,莫不視為大工,必竭天下之力以為之。中央政府於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即成立「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局」,進行堵口復堤工作。閻先生學成歸國後,即任西南聯大教授,繼任河南大學工學院院長,並創辦河南大學之水利系,為水利方面專家中之專家,「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局」借重其長才,聘為工務處處長,投入第一線工作,果然,堵口工作如期完成,河歸故道,災區得以復舊。閻先生講話頗有鄉音,娓娓道來,十分親切。一餐之會,不過一小時,我相信他對我沒有任何印象。

 第二次見他是民國59年。他回校任校長,我是森林系的副教授,而我的主要工作乃在位於南投縣之台大實驗林,既為主官與僚屬,見面機會甚多,從此開始了親炙謦咳十一年的歲月。

 台大實驗林有一溪頭營林區,經營頗善,修竹千竿,茂林干雲,夏日晨起,清涼宜人,曉霧輕拂,溪雲無塵,甚適遊憩,故訪客日多,尤以青年人為最,既有遊人,即需食宿,學生實習宿舍數間,常被要求借住,頗增困擾。閻校長?眼於台灣工業化日著,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環境,單調、喧囂、擁擠、骯髒兼而有之,都市人工作之餘,自然嚮往青蔥、寧靜之山林,半日之閑,可以一滌凡塵,重振精神,所以森林遊樂事業必為日後森林經營之重要項目,乃毅然決定成立「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溪頭森林遊樂區」,以加強服務,並酌收費用,維護清潔。自設置之後,參訪者日增,年在百萬人之譜。時設置森林遊樂區之法源-《臺灣省森林遊樂區管理辦法》尚未公布。

 民國61年,我調回校總區負責事務性工作。閻校長指示整理學校環境,當時之環境問題有三:(一)拆除違章建築,(二)限制機車入校,(三)購置預定校地。校中較大之違章建築,分別位於操場(新體育館現址),傅園及濟南路,其中以操場中之違章建築最為複雜,傅園之違章建築最礙觀瞻。操場中之違章建築數十戶,其中有軍有民,軍人中有將級軍官,民間則多小吃店,其客群就是其旁之十一、十二等宿舍(現己拆除)裡的學生,華燈初上,夜市開場,人聲鼎沸,熱鬧異常,但宿舍裡的寧靜被破壞無遺,學生之健康亦堪憂慮。

 傅園之違章建築沿羅斯路延伸,但各違建戶均以傅園為後院,化糞池有之,汙水池有之,堆積雜物、垃圾更其餘事。傅園本為本校之植物園,乃有關學系師生觀察、研究之所,如何能任由破壞?該違建因陋就簡,與

 本校建築殊不相稱,但其位於本校校門口之顯著位置,未見校門,先見違建,據稱大陸某報將該違建之照片刊諸報端,其旁的說明是:「這就是台灣大學」。

 違章建築之拆除,所受壓力甚大,民意代表之關說,違建戶之需索、恫嚇,所在多有,但閻校長堅持原則,不為所動,終於在數年內,將之拆除淨盡,校園漸趨完整。

 次為機車在校內奔馳問題。當時學校沒有圍牆,椰林道上,猶如通衢,借道車輛,不絕於途,更有儇薄少年,將機車之消音器卸下,一車飛駛,聲如雷動,校園之中,成其炫耀、鬥狠之所。閻校長以學校乃問學、省思之地,最需靜謐與安全,如今遭到破壞,豈能不予補救,乃排除萬難,斥資建築圍牆,限制機車入內,以確保校園之寧靜與師生之安全。

 學校預定地收購為另一問題。學校預定地雖定案多年,但辛亥路、基隆路一帶,尚有若干未曾收購,原主仍住該處,一路之隔,雖已巨廈林立,而本校預定地內,仍稻田彌望,綠意盎然,矮厝依舊,雞鴨滿園,保持著一片鄉野風光。閻校長以學校預定地未能收購,非但限制學校發展,且業主亦未能及早另謀他途,兩有不便,故寬列預算,逐年收購。又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南遷,其基隆路一帶之試驗田及房舍等,乃併入本校,而有今日之局面。

 另有校園環境整理上的一件小事,可見「台大人」彼此互動之一面。新圖書館現址,原為留公圳渠道,十分低濕,敗草枯塘,荒蕪殊甚,閻校長乃下令填平、整理,以為學生戶外小聚之所,沈思、辯論、唱歌,跳舞,隨興為之。學生們得其便利,乃私稱其為「振興草坪」,以資紀念。於今「振興草坪」雖大部已建為新圖書館,但館前草坪仍柔綠可喜,當日所種之細小龍柏,己蘢蔥蒼秀,巍然有巨人之姿。

 當時,校教職員宿舍嚴重不足,獲配宿舍十分困難,尤以青年教職員為最。本校宿舍分配,以年資與口數為準,而年輕人兩者皆缺,根本無法得配,若期自購住宅,除家庭頗有資財者外,高達數百萬元之房價,誰能負擔?閻校長亟欲解決此一問題,乃向政府申請眷舍就地整建,提供老舊宿舍若干戶,分別整建為公寓,除原住人可購置一戶外,其他安置無宿舍同人,因建地價格依「公告地價」計算,工程由學校負責,無人賺取利潤,故三房兩廳之宿舍,價在新台幣兩百萬元以內,政府按職級給予3.5%之低利貸款,幾人人有力購置。前後共整建宿舍七百餘戶,除分給中央政府兩百戶外,安置本校教職員五百餘人。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因人才輩出,醫術精湛,素得大家信賴,故其雖位於台北,但為全島民眾服務,凡有疑難雜症,均不遠千里而來台大醫院求醫,因而門庭若市,一床難求,空有名醫,末能擴大服務,向隅者頗有煩言。閻校長有鑒於斯,乃爭取預算百億,於原醫學院內建造新醫學大樓,增加病床,擴展服務場所,以「國家醫院」相期許,服務病患。

 閻校長為土木工程界前輩,行事上充分展現其工程師風格,所期必遠、所行必果,如上舉之收購學校預定地及設置溪頭森林遊樂區,都是百年大計。在執行上,十分務實,決心既定,對下屬充分授權,絕不干涉細節,但有困難如外力干預等,他則挺身而出,人們所說的「無為而治」,大概就是這樣吧。

 

閻前校長辭世

 本校閻前校長振興於今(94)年1月7日上午7時25分病逝台大醫院,享年95歲,告別追思會業於1月24日上午假台大醫院景福館舉行。

 閻前校長為本校名譽教授,民國59年卸任教育部長後,接任本校第六任校長,達11年(59.6-70.7),對本校各項校務發展及校園建設貢獻卓著。閻前校長畢生奉獻教育,歷任成大、清大、本校校長及教育部長,為國作育英才無數。

 閻振興先生,字光夏,河南省汝南縣人,生於民國元年。家學敦厚,學者風範,年少時,即以河南全省會考第一名的優異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就讀,並於庚子賠款時節赴美留學,獲愛荷華大學水利工程博士學位。返國後先後任職滇緬公路工務局正工程師、黃河渡口復堤工務局長、清華大學教授、河南大學工學院院長。來台後曾任高雄港務局總工程師、本校工學院院長、成功大學校長、台灣省教育廳廳長、清華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本校校長、中山科學院首任院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科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要職。(取材自《臺大校訊》第777-779號)

典型在夙昔1

辜理事長振甫生平事略

 

    本刊榮譽發行人、校友總會理事長辜振甫先生,因腎盂癌轉移併發心肺衰竭,於今年1月3日凌晨病逝,享壽89歲。

    辜振甫先生,字公亮,1917年1月6日生於台北市。來台祖落籍彰化鹿港,父親辜顯榮在日治時代事業發達,世稱鹿港辜家。

    辜先生自幼聰慧,求學順遂,他曾表示除台北高等學校是考試外,其他全是保送。1937年被保送台北帝國大學(台大前身)政學科就讀,專攻政治經濟學。同年12月父親過世,他繼承父業,二十歲即開始在事業與學業之間兩頭忙。提起在台大求學經過,他曾謙遜地說:「我不是個好學生!」由於身負重任,常常上課到一半被迫「逃課」,不過,他還是能夠保持優異的成績直到畢業。他認為當年所學習的法律、政治與經濟,對其日後在政經界的發展助益很大。

    1940年畢業後,辜先生赴日本東京大學進修財政及工商管理,並考進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從月領75元的基層做起,藉以累積實務經驗。他對這段經歷頗引以為傲,因此後來他堅持子女也要在外歷練,也要求兒子在接棒前從基層做起。

     1945年台灣光復,辜先生參與台籍人士自治組織「台灣自治委員會」,任總務部長。1946年遭檢舉,與林熊祥(板橋林家)、許丙(許博允祖父)於3月被捕,被控陰謀竊占國土罪名而遭判刑,羈押獄中期間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

     1949年與林熊祥外甥女嚴倬雲女士結婚,育有二子三女,五位子女均取得碩士以上學位。(長女辜懷群曾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現任辜公亮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新舞台」館長,致力於推廣藝術與文化活動。她將為本刊撰文紀念辜振甫先生,專文訂於五月號刊出)

    1950年配合政府「耕者有其田」政策,釋出1.5萬公頃田產換取台泥股票,隨後進入民營化後台泥公司任職,1954年以常務董事兼任總經理,1973年起膺任董事長,而於2003年交棒給次子辜成允後,改任榮譽董事長。1959年創立台灣證券交易所,隨後創辦中華證券投資公司(後改制為中國信託)、中信投資等五十餘家公司,形成多元化的和信企業集團。

    1955年辜先生獲蔣中正接見,代表我國出席日內瓦國際勞工會議,從此開展他的經濟外交生涯。1961年辜先生當選工商協進會理事長(1994年卸任,此後升任名譽理事長),1981年接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於致力於推動工商業發展之餘,亦開始參與國際經濟事務,1966年創立亞太商工總會,歷任國際商會副會長、亞太商工總會理事長、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理事長、中歐貿易促進會理事長、東亞經濟會議主席、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常任理事等職。1989年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在台召開第23屆年會,先生當選為該會國際總會會長。1993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在授予其名譽法學博士時,即讚譽他為「現代亞洲的建造者」,為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與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1989年李登輝總統特頒授二等大綬景星勳章,為民間獲此殊榮的第一人。1995年起,連續三年代表總統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開創個人經濟外交生涯的高峰。

    辜先生自稱是「服務工商業半個世紀的老兵」,奉行「致和之道在謙沖,立信之道在開誠」的行事準則,以「和」及「信」建立企業文化。

    在政治上,1981年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88年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90年獲李登輝總統邀聘參與國是會議籌備工作,1991年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同年「海峽交流基金會成立」,擔任董事長。1993年4月,代表台灣赴新加坡與中國代表汪道涵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為兩岸正式協商建立歷史性的溝通管道。辜先生活躍於政經舞台數十年,知人善任,不慍不火,為人處事深受肯定,所獲「現代陶朱公」、「紅頂商人」、「總統特使」等多項頭銜,絕非憑空而至。

    眾人皆知,辜先生熱愛京劇。因父親時常延請戲班來家中演出,他從小就會哼唱兩句。啟蒙則是在1949年至1951年間旅居香港期間,隨李啟錚老師習戲。最愛扮揚波與孔明,都是足智多謀的功臣。

    辜振甫先生學養深厚,嫻熟國際政治與工商企業實務,事業與聲譽俱著,而且熱心公益,對國內外教育機構的捐助不遺餘力。辜先生多年來持續關懷母校的發展,捐款成立「財團法人國立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長期擔任校友會總會理事長,促進母校與校友情感之聯繫;1999年《臺大校友》月刊自季刊改版為雙月刊,辜先生出任名譽發行人並贊助出版經費等;先生對於凝聚校友向心力、推動校務發展、提昇學術研究等可謂貢獻至鉅。有鑑於此,本校於2002年校慶時,將台大建校以來第一個名譽博士學位頒授給辜振甫先生;其學問、道德、事功,足以表率群倫,允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最佳典範。(編輯部整理)

校長開講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考察心得

 陳維昭

 

    教育部執行五年五百億計畫,以大學法人化和規模化為兩大基本條件,唯大學對法人化仍存有諸多疑慮。

    為提昇我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1999年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曾建議政府應指定一所大學,給予足夠的經費及彈性,使其在20年內成為國際一流大學。要有足夠的彈性,法人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本校在2000年即委託法律系許宗力、林子儀等教授進行並完成”台灣大學實施法人化可行性之研究”,同時研擬所謂”重點大學設置條例”。

     惟國立大學法人化在大學法修正案中遭到各大學反對,所以在教育部提出的最後修正草案已決定刪除。換言之,大學實施法人迄今並無法源依據,法人後的內容到底是什麼並不得而知,這也是大學之所以有疑慮的原因。且大學與一般行政機關並不相同,因此諸如兩廳院之法人化規定,不一定適用於大學。

    日前晉見游院長、杜部長等人時,游院長表示台大可自行訂定台大本身之法人法。從台大做起,未來或可做為全面實施之參考。

   2004年10月維昭應日本交流協會邀請及安排,前往日本考察訪問一週。鑑於日本已於2004年4月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故此行以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為考察重點,共拜訪了日本文部科學省、東京大學、北海道大學和九州大學。日本文部科學省由主管國立大學法人化之相關主管四位接見並做簡報。東大、北大及九大則均由校長、副校長及相關人員接待,主要在交換國立大學法人化實施後之相關問題。

    日本現有89個國立大學法人,另有4個研究機構也以相同方式設立法人,故共有93個所謂的「國立大學法人」。茲就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之考察心得,整理如下:

 

實施過程

(一)1999年4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並訂定目標,在2003年之前完成檢討報告,提出結論。

(二)2002年3月,「國立大學法人」規劃及檢討報告,最後確定。

(三)2002年4月,內閣會議決定2004年開始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

(四)2003年7月,「國立大學法人法」完成立法。

(五)2004年4月,國立大學法人化開始實施。

 

國立大學法人化之目標

    法人化之目的是讓國立大學可以有較具彈性的運作體系,提高其競爭力,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建立擁有活力、富有特色的大學。目標包括:

(一)提高大學經營之自主、自律及強化本身責任──每一大學各成一法人;

(二)讓各大學因經營考量能更機動的自我決定──民間機構的經營;

(三)對社會負責和開放的經營系統──可由校外人士參與經營;

(四)選任對教育研究具有良好見識同時有優秀經營能力者擔任校長──改善校長選任制度;

(五)依教職員之能力及業績建立彈性的人事制度──採「非公務員型」之人事制度;

(六)透過對社會更公開及評鑑系統提昇教育研究品質──資訊公開及徹底評鑑。

 

經營組織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由役員會、經營協議會和教育研究評議會組成。各司其職:(一)校長選考會議負責校長選任,有校外有識人士之參與。(二)役員會:共9名,理事長為校長,其他8名理事中至少有一名校外人士。(三)重大人事及政策由役員會審議。(四)經營事項由經營協議會審議,委員15名,半數以上為校外人士。(五)教育研究相關事項,由教育研究評議會審議,委員30位,由各學院院長等校內人士組成。

中期目標與中期計畫

    文部科學省(教育部)與國立大學法人之互動有三:中期目標與中期計畫、校長之任命,以及補助經費之撥付。為配合法人化,文部科學大臣會先訂定6年期的中期目標,各國立大學即根據此一中期目標,提出中期計畫,經文部科學省核定後,政府撥付補助經費。此外,政府另設一國立大學法人評鑑委員會,針對上述中期目標及中期計畫之執行成效進行評鑑。

評鑑

    評鑑之主要目的在透過第三者之評鑑,確保大學營運品質之提昇,及對社會說明之責任。評鑑工作由國立大學法人評鑑委員會執行,於每年及中期目標終了時,針對其原訂要達成事項進行評鑑。而在中期目標終了時之評鑑同時,也會尊重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鑑、學位授予機構所做的教育研究評鑑,並確保國立大學法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值得一提的是針對各校原訂要達成的事項進行評鑑,而各校所訂目標彼此不同,有的以6年後學生就業率達到某一百分比為目標,有的以建教合作經費成長多少為目標,各校較易於表現或發展特色,不似國內以同一標準來評量所有大學。

 

法人化之意義

(一)明治以來劃時代的大改革:日本的國立大學創始於明治維新(十九世紀中期),當時係為建立現代化國家而生;二十一世紀初,則以建構世界最高水準大學為目標,並為加強國際競爭力而法人化。堪稱日本有史以來對其大學體系最大規模的改革。

(二)「知識時代」大學活性化之期待:面對知識經濟時代之來臨,重新定位國立大學之任務,以此自我驅策,包括:(1)推動高度的學術研究;(2)理工系人才養成之寄與;(3)對地域活化之貢獻;(4)對大學教育機會均等之貢獻。

(三)透過法人化之契機,展開多樣性、具特色之教育研究,包括:(1)教育研究機能強化;(2)地域貢獻、產學合作之促進;(3)機動性、戰略性經營體制之確立。

 

法人化之好處

 對於法人化之好處,茲從領導、責任、彈性、效率及校長之選任等,歸納如下:

(一)領導:

過去日本大學重要事項主要由教授會決定,日本為講座制,每一個科系只有一位教授,因此各單位自成一王國,教授權力甚大,重要事項均由教授會決定,校長僅具象徵性之意義,不易適應外在需要,靈活因應,重點發展,顯出特色。

新制權力集中於理事會(或稱役員會、執行委員會),校長為主席(或理事長),其他理事除一位為外部人士外,均為校內人士,並均兼任副校長。此外,如經營協議會、教育研究評議會也由校長主持,行政權集中,校長可以視環境、潮流、社會的需要做重點發展並配合資源需求做調整。校長權力擴大,可強化領導統御,當然責任也隨之加重。

(二)責任

大學本身負責較大的經營及財務責任,可以募款和通過產學合作、智財權轉移、校產經營等方式增加收益。此外,校內各單位的責任也增加,如經營效率不佳可能面臨被縮編或關閉的命運。

(三)彈性

彈性方面,一是人事改以非公務人員任用,敘薪較具彈性,有利延攬優秀人才。此外,非公務體系之組織調整也較容易,新機構成立較快速,可適時因應社會需求之變化。二是財務較為自主,經費給予採block funding,不像以前細分使用項目,可以較彈性運用並重點發展,至少6年預算固定,可做較長期之校務規劃。只是經費分配成為管理階層的一大負擔。

(四)效率

校外人士之參與經營、行政權集中、自負盈虧責任,以及人事與財務彈性等,將可導入企業經營理念,有助於經營效率之提昇。每年雖減少1%經常費,但另提出競爭性重點發展經費,由各大學爭取,從而激勵其提高營運效率。

(五)校長之選任

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其組成為研究及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及經營協議會代表,改變過去普選產生之方式。目前東北大學已開始採用新制度遴選校長中。

 

遭遇之問題

(一)權力太過集中,校長負荷過重

 校長通常身兼役員會、經營協議會及教育研究評議會主席三職,權力集中,雖強化領導統御,責任也相對加重,肩負過大壓力。

(二)缺乏一般人對法人應有一監督機制之設計

日本法人之設置著眼於責任、彈性、效率與外界之參與,但並不減少大學本身之自主性,因此並沒有如美、英之董事會或德國之諮詢委員會。理事會或名役員會,似乎比較接近行政會議,其組成是由校長(理事長)、副校長(理事)以及一位外部人士(理事)組成。相較之下,日本缺乏對法人應有之監督機制設計。

(三)人事制度差異大,薪資彈性仍不足

由於舊有的公務人事制度與新採用之類似私人機關之人事制度差異,新制上路初期難免混亂。且日本文化講求齊頭式公平,若有特殊待遇易遭忌,因此彈性薪資實施不易,即使企業捐贈之講座,用於薪資部份仍甚微薄。

再者,雖說透過彈性薪資可吸引優秀人才,但如果財務困難,則可能適得其反。據了解,東大在試圖延攬國外人才方面仍有困難。

 (四)經費自籌比重高,財務仍為最大問題

各大學都認為財務仍是最大的問題。主因在於政府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由,每年減少1%(東大經爭取,降至0.8%)補助,將之轉為競爭性計畫的經費來源。實施新制反而減少資源,增加推行的困難度。又如東大附設醫院過去虧損都由政府補貼,法人化後需自行解決;學校承受極大的負擔和挑戰,尚未能感受到鬆綁後的好處。

(五)為重訂法規內耗時間與人力

改為法人後,校內相關法規全部需要重新修改或訂定,惟各校情況不盡相同,遭遇的困難不一,加上時間緊迫,為修訂校內法規需消耗相當的能量,成為學校一大負擔。許多大學都因來不及自訂而要求參考東大版本。

 

結語

     日本自2004年4月起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其目的就是要賦予大學更大的自主與彈性、更好的自律和更強的責任感去追求卓越的發展。雖說實施未及一年,成效如何尚待日後評估,許多作法也需要再做修正或調整。不過,在國內對美英之董事會制度是否適合應用於國內存有較大疑慮的情形下,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的作法或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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