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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談楓城精神~臺大醫學院113週年院慶講詞

文•圖/陳維昭(臺大醫學院外科名譽教授)

  今天臺大醫學院在此舉辦113週年院慶,同時頒發第一屆「利他獎」,本人有機會來參加,並與大家一起來討論「楓城精神」,感到非常榮幸。

  今天臺大醫學院在此舉辦113週年院慶,同時頒發第一屆「利他獎」,本人有機會來參加,並與大家一起來討論「楓城精神」,感到非常榮幸。
1985年,為慶祝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40週年,醫學院特別出版了一本特刊《楓城四十年》,在特刊的開頭,魏火曜教授以一篇<楓城的考古>代替序文,文章裡提到1956年七年制第一期畢業同學的畢業紀念冊題目是「杏園七載」,1966年《大學新聞》第173期有一篇黃錫信同學的文章,題目是<談美化杏園>。由此可知「杏園」一直是臺大醫學院的代名詞,但是從何時開始,同學們以「楓城」取代「杏園」就不得而知,文中魏教授勉勵大家,應以「楓城」光榮歷史而驕傲,並以「楓城精神」更發揮對生命科學研究和人類健康服務的貢獻。

  但什麼是「楓城精神」,魏教授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詮釋,日前拜讀本校中文系柯慶明教授<臺大精神與其經歷>,對臺大精神有相當精闢的解析和論述,也深深覺得要談一個機構的精神,實在不是那麼容易,今天本人只是借院慶這個場合拋磚引玉,提出這個問題,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討論,來探討什麼是「楓城精神」。

  從我個人粗淺的觀察,我認為「楓城精神」至少應可以包含下列四項:

(一)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求知精神

  臺大醫學院的精神與其最初的辦學方針有密切的關係,在1946年11月15日臺灣光復第二年,臺大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校刊•校慶增刊》,刊載了臺大各學院的介紹,其中醫學院的醫學教育方針為:

  「照中國之現況醫師缺乏,當然要求數量之增加,但是本院為了將來在全國醫學界中之指導人物之養成起見,採取質之教育方針,新招優秀之學生,注重學生之講義與實習及卒業後之訓練,及學術之實驗的研究,在此學園來釀成『學樂至上、研究第一』之風氣」

  由此可知臺大醫學院的教學理念是培養醫界的領導人物,重質而不重量,教學與臨床並重,並重視畢業後的訓練,在學術上是希望形成「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學風,校刊上所載的「學樂至上、研究第一」,學樂應是樂學之排版錯誤。當時的醫學院院長是杜聰明教授,「樂學至上、研究第一」也可以說是杜聰明院長的教育理念,杜院長後來到高雄創辦高雄醫學院時,高醫的校訓正是「樂學至上、研究第一」。

杜聰明博士(右)以身作則,在學術研究、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俱為臺大楓城精神典範,影響後世深遠。圖為維昭與杜博士合影。

  臺大醫學院重視研究的傳統從日治時期就已經建立,在《臺大醫學院百年懷舊特刊》中,杜詩綿教授<拜師學藝-懷念上村親一郎教授>一文有這樣的敘述:「恩師誨人不倦,日常傳授的又不少,其中仍銘之於心的有三件:一、研究第一,二、手術需重視,三、兩手並用。」另外,外科前輩方錫玉先生<憶河石九二夫教授>一文也說:「河石教授非常注重學術研究,因此學生眾多,彼等白天忙於臨床服務人群,夜晚則專注於研究工作,幾乎不分日夜辛勤地進行。」這種辛勤研究、研究第一的精神當然不只是外科、耳鼻喉科,而是醫學院普遍的情形。對於研究題目杜聰明院長選擇中藥、鴉片、蛇毒,其原則就是考慮到獨創性,地方特色及競爭力,多年來臺大醫學院的研究也大都是遵循著這個原則再推動。因此「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求知精神」是臺大醫學院最重要的精神。

(二) 人格修養與專業素養兼具的全人教育精神

  「做醫師之前先學做人」是杜聰明院長在每次畢業典禮勉勵醫學生的話。高醫汪豐富醫師在回憶老校長的叮嚀時也說,杜院長有一句勉勵的話,他一直都不會忘記:「他說:『欲為醫者,必先為人也』,也就是說做一個醫生之前,先要做一個人」,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杜聰明解釋:要做一個有愛心的人,要對每個人都有愛,才可以做個好醫生。

  而根據杜聰明教授的記述,這句話更早是高木友枝校長勉勵畢業生的話,日文是「医師ニナル前ニ 人ニ成レ」,可見做醫師之前必須先學做人,也是臺大醫學院一直延續下來的精神。

  另外魏火曜院長常說「要做良醫不要做名醫」,魏院長發表的一篇文章<良醫良師>,裡面寫著:

  「醫師憑良心診治病人也應稱為「良醫」,他不給不必要的檢查、針藥或開刀,他也不做各種各樣變相的自我廣告自造名醫,……我想,各醫院的主治醫師及主任醫師,都有一身兼「良醫與良師」之責的榮譽感,他們對年輕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的訓練上,負有以身作則當良師的責任,並有對病人病家做有關衛生教育的良師責任,應做個「良醫良師」兩兼的好榜樣。」

  不管是高木友枝及杜聰明的「做醫師之前先學做人」或魏火曜先生的「做良醫良師,不做名醫」,其精神就是專業素養固然重要,人格修養更重要,這和臺大校訓「敦品、勵學」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就是臺大醫學院人格修養與專業素養兼具的全人教育精神。

火曜院長以「要做良醫不要做名醫」名言傳世,當為醫者奉行不悖之圭臬,圖為維昭(右)與魏院長合影。

(三) 拓荒、冒險、克難的奮鬥精神

  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取得臺灣,進入臺灣時除了遭遇各地的抗日活動之外,最困擾的就是惡劣的環境和各種瘟疫的流行,登陸臺灣的日本兵,病死的遠多於戰死的,在這種情形下,早期要到臺灣來的日籍醫界前輩,自然的就必須擁有一種拓荒、冒險的精神。

  這種冒險的精神在杜聰明、翁俊明兩位前輩的身上表露無遺,1913年夏天,杜聰明和翁俊明由於不滿日本的殖民統治,在一次大戰後,對祖國充滿著期待,不料卻發生主張民主共和的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事件,杜、翁2人受醫學校地下社團的指令,攜帶著霍亂細菌,到北京準備暗殺當時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雖然沒有機會下手,不過這種冒險的精神已經不得不令人佩服了。

  另外,延續著前輩的拓荒精神,臺大醫院的醫師們曾先後於1964-1968年之間組成利比亞醫療服務隊,遠到非洲進行醫療服務。1979-1990年間,中沙醫療團在吉達及霍阜成功推動醫療外交,在當地建立了相當好的聲譽,造福無數沙國病患,充分展現臺大醫學院拓荒冒險的服務精神。

  不過這種遠赴他鄉、為異地民眾服務的作法,更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1943年臺北帝大醫療團被派遣到海南島診療及進行黎族人類學調查的事件開始,當時醫療團包括10名醫師、10名護士、2名藥劑師和2名辦事員,總共24人,團長是當時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的森於菟教授(兩度擔任帝大醫學部部長1939-1941、1944-1945),護士裡有6名日本人、4名臺灣人。這4個臺灣人都是自願參加的,他們是尹喜妹、林雲英、黃牙和陳寶玉(楊思標醫師夫人),臺灣籍的醫師團員則有內科的陳萬裕,外科的林敬邦、林崑智,皮膚科的陳登科,眼科的邱林淵,到達後才發現服務的對象不是傷兵、而是開採鐵礦的中國俘虜。根據尹喜妹(後來擔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多年)的回憶,當時「當地外科最主要的病例是著名的熱帶下肢潰瘍,只要腿上有一個傷口受到感染,就永遠好不了。每天都有成群的病人排隊等待治療,褲管一打開,就看到一大堆蛆,非常噁心。」而且後來全體醫療隊員都感染了瘧疾,他們白天去診所上班,晚上還要做特別護士照顧病重的隊員,真是不輕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上午11點多,外科林醫師突然宣布有一個急性盲腸炎病患非開刀不可,為此尹喜妹回憶說「雖然沒有開刀房,可是醫生吩咐下來以後,我就有譜了。第一,把診療室打掃乾淨;第二,飯後回宿舍把大蚊帳弄乾淨,拿來掛好,裡面不准有半隻蒼蠅。」接著把所有開刀用具和設備消毒好,用布蓋起來,然後下午2點,就在她設計的「蚊帳開刀房」裡完成手術,手術後病人也順利康復,而這種「蚊帳開刀房」的精神,就是將臺大醫學院的克難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實例。

  這種克難精神,早在第一屆臺灣醫學會大會,當時的會長高木友枝,在致詞時就說:

  「今天我們雖然沒有完善的研究設備,但科學的歷史證明,在十全十美的研究室裡也有瞌睡學者,另一方面,在滿是塵埃的環境中,也有用不完備的器具,埋首於闡明真理的研究者。」

  魏火曜教授在回憶早期使用體液治療下痢時也說:

  「大家都發揮克難精神用自做的點滴注射器開始體液治療的新方法。當時國外的醫書雜誌尚未進來,這新法完全由我們自己的經驗想出來的。」

  臺大醫學院這種傳統的克難精神對我個人也發揮很大的作用,讓我在日本攻讀博士時,設計出克難的「陳氏夾克」完成狗靜脈營養的研究,回國之後也設計克難的「老鼠代謝箱及二氧化碳吸取裝置」,完成教授升等主論文,雖說是克難、簡陋,但卻實用而能解決問題,這就是這種精神珍貴的所在。

(四) 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權威的傳統精神

  臺大醫學院的前輩,都是臺灣社會的菁英,普遍擁有關懷社會、熱愛鄉土的情操,對於啟迪臺灣文化,民眾知識、思想帶有強烈的使命感。1921年,蔣渭水、賴和、韓石泉等人發起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其他參與人士也大都是醫界人士。其後因為不滿日本極權的殖民高壓統治,期待能有一平衡機制而於1923年發起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希望促成「臺灣議會」成立來緩衝日本的高壓統治,但因為不為日本政府所接受因而發生有多位參與人士被捕的「治警事件」。被捕者包括蔣渭水、韓石泉等前輩。為此陳永興在其《臺灣醫療發展史》中說:「臺灣醫生反抗獨裁極權的殖民統治傳統,應該是建立於1920年代的非武裝抗日運動,而其特色除了愛鄉土、愛同胞,追求公平的社會和民主的議會及政黨,以及提升文化水準嚮往世界潮流的民族自決與現代化知識普及,可以說是最根本的內涵。」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不久,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臺大醫學院前輩中院內有內科許強教授罹難,眼科胡鑫麟教授等人被捕,在院外則有施江南醫師雖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卻因細故受害,杜聰明院長因及時藏匿並經大陸學界力保而得免於難,並於稍後復職。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醫學院前輩對於政治的參與轉趨消極。

  1991年8月本人接任臺大醫學院院長後不久,有一天王榮德、吳新英等教授來找我,希望我在一張卡片上簽名,他們要帶著卡片到土城看守所探視李應元校友,後來帶隊前往的是李鎮源教授。這一次的探訪似乎給了李教授很深的感觸,因此到了10月初,臺大多位師生發起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時,李教授就勇敢的站出來,成為聯盟的精神領袖。10月8日開始,一百行動聯盟成員,在醫學院基醫大樓前靜坐抗議,我一直主張這是校內事務,警察不應干預,不過10月9日晚上警方即展開封鎖仁愛路慢車道,以憲兵取代部分警力,派防暴車進駐大廳前,並於10月10日凌晨進行強制驅離,李教授及少數核心人士,最後被允許留在現場,但由兩層警力團團圍住。經此事件後,臺大醫學院院務會議發表強烈聲明,譴責警方侵入校產,違反大學自主的行為。數個月後,1992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為此言論內亂犯立即獲得釋放,臺灣政治言論空間從此大開,這事件充分展現臺大醫學院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威權的精神。

  談到臺大醫學院抗拒威權的傳統,早在1942年,日本軍方曾欲借用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現中興醫院,當時為本校實習醫院),為富田雅次學部長所拒絕,林吉崇教授在《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中指出:「在軍國主義勢力高漲的當時,軍方命令無人敢違抗,富田雅次此舉之膽大,可說是以個人生命為賭注,本部也因此阻止了軍方勢力進入校園,維持了學院的獨立性。」1949年國防醫學院遷臺,當時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曾拜訪杜聰明院長提出兩院合併案,但被杜聰明院長拒絕。

  大家記憶猶新的是位於基隆路國軍八一七醫院(現臺大醫院公館院區),原是臺北市政府規劃的臺大用地,早期因為國軍需要而出借給國防部,不過當時行政院裁示,將來軍方不用時,必須歸還臺大。1999年國防部因啟用內湖國醫中心並配合國軍精簡決定裁併八一七醫院,卻未經臺大同意就準備私下交給臺北榮民總醫院使用,引起了臺大同仁的「同仇敵愾」,經臺大師生同仁團結一致,多方努力,最後甚至在八一七醫院門口靜坐抗議,才終於使行政院態度軟化,把八一七醫院歸還臺大。

  此外,1999年9月21日,臺灣中部發生震驚國際的集集大地震,災變當日臺大醫院就組隊前進災區搶救,臺大醫學校區也配合校方發動教職員工捐出3日以上所得,並提供心理、復健、公衛的諮詢服務。2003年SARS疫情爆發,本校醫護人員不顧自身生命威脅,堅守崗位、克盡職責;醫學生秉持學習是權利也是義務,更是機會,絕不退縮的精神;同仁不分晝夜埋首研發工作,師生紛紛投身教育宣導、心理輔導、社會關懷的具體行動,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充分發揮臺大人的精神。

  以上種種,充分顯示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威權是臺大醫學院自創立以來一直延續下來的傳統精神。
臺大醫學院創立至今已經歷經113個寒暑,隨著時間的累積,時代的變化,前輩們的辛勤耕耘,蘊育了極其豐富而寶貴的精神內涵,「楓城精神」值得我們用心發掘、領悟。本人今天藉這個院慶的機會,提出上述: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求知精神;人格修養與專業素養兼具的全人教育精神;拓荒、冒險、克難的奮鬥精神;以及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威權的傳統精神這幾項精神,一方面是與大家共勉,一方面是期待未來有更多的討論、探究,共同來發掘「楓城」的精神寶藏。

  以上提到的幾點「楓城精神」,其終極目標不外病人健康、社會關懷與人類福祉。基本上都是一種利他的精神,因此今天,臺大醫學院第一次利他獎的頒獎,也就更顯得意義非凡,希望透過大家的用心和努力,把利他的精神更加推廣下去,也把臺大醫學院的「楓城精神」不斷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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