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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1

用電影紀錄臺灣社會史
──李道明教授專訪

採訪/林秀美 照片提供/李道明

 

     在1984年以前,考大學都是先填志願,所謂志願其實是科系排名,按分數高低錄取,李道明考的是丙組,以第三志願進入臺大農化系就讀(1971)。前二志願──臺大醫學系及藥學系,並非他最想讀的科系,所以他寧捨其他大學醫科而就臺大。臺大自由而多元的學習環境,對他日後投身電影工作影響至鉅,這也讓他深信當初「選校不選系」是正確的作法。

 

臺大視聽社與《影響》

   早在高中時期,李道明就愛編校刊、寫影評,所以當臺大視聽社在新生訓練日招攬社員,他毫不考慮就參加了。不過「早期視聽社喜歡電影的社員和愛樂社社員重疊性高,所以我們常在愛樂社討論電影,在《大學論壇》發表文章…」,直到李道明等人加入,開始放電影、辦活動後,視聽社電影組這個社團才逐漸獨立。

 放映柏格曼的《處女之泉》是他們的「處女秀」,此後他幾乎將所有精神投注於社團,差不多同時,但漢章(臺大法律系畢)、卓伯棠(政大)及段鍾沂(政大)等人創辦了《影響雜誌》(1972)。據李道明觀察,當時幾個有利條件的適時匯聚,促成了臺灣第一本電影專業刊物的誕生。「一是美國新聞處大力推廣,二是王曉祥從美國帶回來電影美學觀念,三是殷允芃、林懷民等人到政大教書,四是唐書璇拍的《董夫人》(1970)引起國際矚目;一時間藝文氣息瀰漫,校園更掀起電影狂熱」。

 一年後,這些創辦人一個個畢業了,因為但漢章曾在《大學論壇》、《大學新聞》等校園刊物看到李道明發表的文章,頗為欣賞,於是邀請他擔任編輯,後來更與張毅、王俠軍等人一同扛起《影響》的主編工作。但繁重的編務讓他無法兼顧課業,此時他開始慎重地思索是否要繼續待在農化系?他問自己:「我到底想要什麼?」環顧當時大學的電影科系,都不符合李道明的想像,所以在和父親討論過後,他決定轉到社會系──一個他認為比較貼近電影的科系。

 李道明的父親早年赴日習醫,對日本電影藝術知之甚詳,在了解兒子的志向之後全力支持他往電影發展,李道明「出師」後,獲獎頻仍,父親常在臺灣代表他出席領獎,深感與有榮焉。

 

圖:李道明(右2)擔任《影響雜誌》主編時期(1977-78)在辦公室,右1為王俠軍,右3為張毅。

 

圖:李道明之能以電影興趣為志業,雙親是最重要的後盾,圖為大學時與父母合影於家中。

 

遇見恩師──張曉春教授

 大三才轉進社會系,蒙當時系主任范珍輝抬愛,沒讓他降轉,為了補修學分,他很認真地讀了兩年書。「轉到社會系是不錯的決定。」他說那兩年的學習對他後來赴美進修及電影工作均極富啟發。原以為自己是少數「不務正業」者,沒想到現任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主任廖金鳳也是臺大社會系畢業,可見臺大的環境不僅有利於學生拓展廣度,更能涵養深度,讓學生為自己的未來創造無限可能。

 在那個戒嚴年代,許多社會學理論不是被視為偏激就是禁忌,如馬克思主義,可以想見教室內的學習有限。「教社會學的老師是一位美籍天主教神父郝繼隆,他自己編講義,我們學的是二手三手傳播;有些政策性課程的講師黨性極強,如教婦女政策的是婦聯會的一位重要幹部。當時我曾去修外文系彭歌教授(《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暨《從香檳城來的》作者)的課,發現在意識形態上老師有極為堅持的一面…。總的來說,當時社會系是蠻受壓抑的。」幸運的是,他遇見了一位好老師──教勞工政策的張曉春教授。「他是勞動黨創黨元老之一,左翼思想濃厚,具有人道主義精神,所以包容性比較大,他特別為我們這些轉系生開課,我從他身上學到蠻多東西,像是做人原則、思考方式等。後來我拍街頭運動時再次與張老師重逢,才知道他曾經因政治犯被外放綠島;他對我的影響最大。」隨著人生歷練日增,他感念越深。  

 

最愛原住民紀錄片

 大學就在忙碌的電影社團活動中結束,李道明也由此深諳臺灣的電影環境──一個充斥著武俠片、瓊瑤文藝片以及被黑道把持的環境,所以對未來是否從事電影工作仍躊躇不定。「即使像陳耀圻那樣從UCLA取得電影碩士學位回台,且家世顯赫的導演也不得不拍一些不想拍的東西,整個環境看起來對藝術家不是那麼尊重,觀眾水平也看不出創作的可能性,何況我沒有技術,只是寫影評、談藝術,有點高調。」1978年他到美國Temple大學深造,一年後還是從傳播轉到電影製作。

 危機就是轉機,柯波拉(F. Coppola, 《教父》及《現代啟示錄》導演)在好萊塢竄紅,臺灣1983年出現新電影,…電影環境開始發生變化,也許「只有在最絕望的時候才有出頭的機會」,小野、吳念真等人力邀當時在美國學電影的人回台拍片,只是李道明還是決定學業優先。

 

圖:留美時期與美國東岸港臺在美學電影的學生合照,左1為鄭淑麗,其後為李安(1983.7.12)。

  「Temple大學以紀錄片創作出名,我們什麼都要學,從導演、攝影到打光、錄音等,我在美國時已拍過好幾部紀錄片。」1984年8月,李道明學成返台,進入光啟社,隨即到泰國邊境拍攝難民營,這是他回台的第一部紀錄片,為他贏得198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獎。這在只有政治宣傳片的當時,意義重大,胡台麗就在看過這部片子後邀請李道明合拍她的第二部人類學紀錄片《矮人祭之歌》,李道明也因此有更多機會耙梳文獻及了解臺灣原住民的現實,後來為科博館製作一系列有關原住民各族文化的影片。回顧他的作品,至少三分之一聚焦在臺灣原住民,他自謙不盡滿意,但已能掌握特定時空下年青人對原民文化的使命感與願景,如《排灣人撒古流》(1994)。

 不想一直停留在拍文教片,1987 年他離開了光啟社,此時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主任張昌彥聘他到文大任教,培養新血,從此跨入學術界。

 

成立多面向工作室

 同年臺灣解嚴,公視找他製作節目,所以有了「人民的聲音」的製作計畫,從社運與環保、教育、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面向檢視臺灣。這個計畫後來因新的行政院院長上任,新聞局體察上意而被腰斬,不過,為了這個計畫,他成立「多面向」公司,也建立了與公視長期合作的管道。卸下文大教職後,他專心經營公司,從1991到2000年間,紀錄片及電視節目產出驚人,單是影集即累積了200集,其中不乏叫好又叫座的,如《永遠的部落》、《水》等,迄今仍每年分紅。

 「人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做一個公司10年夠了,雖然經營得很失敗,但也累積了一些作品、培養了一些人才,現在他們像火花一樣四射。像曾文珍拍過《世紀宋美齡》、《春天:許金玉的故事》等紀錄片,得到過金馬獎肯定;林建享專注於拍攝原住民,後來接手我的公司,也在教書;還有幾個到臺南藝術大學唸研究所,他們的作品也都有一定水準;拍《Viva Tonal跳舞時代》的郭珍弟(臺大心理系畢)與我們長期合作,算是半個『多面向人』;我們多面向的同仁每年還會聚會好幾次,看見他們,讓我感到蠻欣慰,因為多面向這個招牌現在在業界還算響亮」。

 

圖:2000年1月,多面向10週年,全體工作同仁團聚慶祝。 

 

宣稱紀錄片顯學的時代來臨

 如同他所創立的「多面向」,舉凡原住民、環保、歷史和政治等議題他都觸及,說他是臺灣紀錄片的先行者亦不為過。3年前接受公視委託,擔任製作總監負責製作臺灣史紀錄片,歷史縱深從遠古綿延到2000年,完成後將是臺灣有史以來最重量級的歷史影集。分析自己拍片的風格與特色,他歸納出兩個原則,一是「越多人做的事就不做」,二是「尊重現實」。前者指的是要求自己永遠走在非主流的路徑,至於後者,他舉原住民電視紀錄影集為例,蘇秋女士是始祖,他排第二,但對蘇秋是找來原住民演出她心中刻板的原住民形象,李道明則認為文化是持續變動的,必須尊重現實;這種觀點充分體現了他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基底。

 走過臺灣紀錄片荒漠,李道明認為從1990年代中期以降,臺灣的紀錄片已蔚為顯學,主要動力來自政府力挺。「文建會自1994年起開辦文化紀錄片國際影展及研討會;1996年台南藝術學院成立並創設臺灣第一個紀錄片研究所,同時全景基金會受官方委託開辦紀錄片人才培訓班;有民間團體及正規學校培養人才,有國際影展行銷臺灣的作品及引進最新製作理念,還有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經費補助。不出幾年,臺灣紀錄片的質與量都大幅提升,2004年《生命》締造了1千萬元票房,是那年所有臺灣電影的第一名,這表示觀眾願意花錢來看紀錄片,後來的《翻滾吧!男孩》、《無米樂》的聲勢都超過劇情片,能說不是顯學嗎?連企業界都主動贊助,表示有相當誘因讓商人覺得這是件很有可為的事。」

 相對於紀錄片的量產,他的劇情片作品迄今只有一部,那是他在離開光啟社之前,為中影所拍的《陰間響馬吹鼓吹》第二段《吹鼓吹》(1988,改編自汪笨湖的小說)。他說拍一部紀錄片花費在150至200萬之譜,劇情片則非千萬以上不可,「沒有機會就不強求,我沒有那麼強的驅動力要傾家蕩產來滿足當劇情片導演的虛榮心。」不過,李道明倒是對製片工作越來越感興趣,他擔任製片的第一部片子《春花夢露》(林正盛導演,1995),即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獎銀櫻花賞」及法國坎城影展「天主教影評人特別獎」。

 

   圖:1986年拍攝中影公司電影《吹鼓吹》現場工作照。

 

主張電影創作的價值與靈魂

 現在他就常常幫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的學生找經費拍片。臺北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成立於2003年,自創所到現在還沒有學生畢業,他強調那是堅持品質。「現在電影相關科系太多了,除了臺灣藝術大學、世新大學有電影系外,還有很多大眾傳播科系。我們沒有畢業生是因為學生還未達到要求,其實他們不需要畢業已經能在外拍片,工作不成問題。」畢業要求嚴格,其實入學門檻也不低,「每年招生10個名額(5名導演、5名編劇),有一百多人來報考,其中真正科班出身者不到五分之一,這4年來總計錄取了4、5個臺大生,比例不算少,這不是我們有所偏好,而是因為他們有潛力、有思想的深度。」過去臺大擬成立藝術學院,有與藝術學院(北藝大前身)合併的想法,但因阻力過大而不了了之。

 比較電影教育環境今昔,李道明說「我那個時代,在學校教書的人都沒有實務經驗,教的東西往往不切實際,現在的老師不一樣,既有實務經驗,又有理論基礎,可以啟發學生。我認為教育不一定要教知識性的東西,而是啟發他如何做一個優秀的獨立創作者。」

 「真正的創作者,應該要為社會表達想法,如果只是玩弄技術,那就不必進到學院來!」這是他每年在新生第一堂課的開場白。他強調創作要有價值、有靈魂,這不是單純技術性問題,必須有底子,而底子來自大學部的教育養成。就像他在大學時所處的時代,民族主義大辯論、鄉土文學論戰、臺灣退出聯合國、蔣中正去世…,政治高壓到極限,終致反轉,社會能量宛如火山噴發一般,「那時有『百萬小時奉獻』,我也響應到雲林口湖的漁村幫忙掃地…。從大社會所學得的不亞於課堂上,我的成長有大部分來自於此。」

  

圖:1990年任教文化大學戲劇系電影組,與畢業班同學合影。

 

研究旨趣:電影社會史

 除了創作,李道明一直未與學術脫鉤,電影社會史是他終生戮力研究的領域,尤其是對臺灣電影當中日本時代及臺灣原住民題材,為此往返日本多次,蒐集了豐富的史料,但除了發表幾篇論文外,他卻遲遲沒有出書,結果讓別人搶先,他反而慶幸,因為他秉持求真的精神做研究,不為沽名釣譽。電影政策是他另一個研究重點,從韓國及紐西蘭的國家電影政策分析,他認為製片是電影復興最重要的關鍵,如要進入國際舞台,就要向世界集資,惟臺灣製片專家太少,所以他鼓吹成立電影管理研究所,以培養本土製片人,惜未獲教育部認可。2001年起,他與中央研究院資訊所合作影音數位化典藏計畫,建構影音數位資料庫及平台,這不僅止於學術研究,也在為臺灣的電影藝術文化資產保存盡一份力量。

 

 李道明 小檔案

學歷:

美國Temple University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1978-1984)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1971-1975)

現職: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暨科技藝術研究所合聘副教授(2000至今)

重要經歷:

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紀錄片研究期刊)編輯委員(2006)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影音主題小組召集人(2006)

新聞局「建置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評選暨諮詢委員(2004-2006)

韓國光州國際電影節國際競賽評審委員(2004)

新聞局「視聽資料影音資料庫數位化建置計畫」主持人(2003-2007)

新聞局「臺灣電影網改版計畫」專案主持人(2003-2004)

2002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諮詢委員、國際競賽影片類評審、「紀錄片美學國際研討會」專案計畫主持人(2002)、2006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諮詢委員(2006)

台北電影節執行委員(2000-2001)、諮詢委員(2001-2003)、市民影展評審委員(2003)、評鑑委員(2005-2006)

國家電影資料館『臺灣地區紀錄片片目資料庫、紀錄片歷史及紀錄片資深影人口述歷史計畫』共同主持人(1997-2000)

第20屆法國真實電影節國際競賽評審委員(1998)

新聞局「電影短片暨紀錄長片輔導金」評審委員(1997、200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視聽媒體藝術類補助案評審委員(1996-99、2002、2006)

新聞局優良創作短片及錄影帶金穗獎評審委員(1992、2000)

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徵選評審委員(1991)

主持『多面向藝術工作室』(1991-2000)

文化大學戲劇系專任講師、副教授(1987-1992)

金馬獎國際電影展策劃(1987)

第22屆金馬獎評審委員(1985)、第43屆金馬獎評審委員(2006)

光啟社特約導演(1984-1986)

美國天普大學全校獎學金得主(1982-83)

美國天普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助教(1979-82)

影響雜誌主編、編輯(1972-78)

  

圖:大學時期的李道明(約1975年)。

 

 什麼是百萬小時奉獻?

「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係1972年臺大學生所發起,呼籲臺大人每週奉獻兩小時於服務社會工作上,則臺大1萬3千名學生,每年合計就有百萬小時。最初緣於學子對當時臺灣遭逢外交挫敗的激情。

  

圖:臺大校園內「百萬小時奉獻」激情標語。(翻攝自《榮耀與分享──臺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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