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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在夙昔3

體現大愛的教育哲學家──高坂知武教授

文/林秀美

    二次大戰後,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臺灣大學之初,鑑於師資不足,留用多位日本籍教授,高坂知武教授即是其中一位。
    高坂教授生於1901年,九州大學農學部畢業後來臺,擔任臺北帝國大學「農業工學講座」[1]助教授,那年他30歲。1973年從農業機械學系退休,仍兼任教授(7年),1983年返日,1997年逝世,享年97歲。

「知武館」是臺大第一座以本校教師命名的館舍。(提供/生機系)

    從農業工學講座到農工系機械組,再到農業機械學系,高坂教授在臺大服務長達50年,還將退休薪資捐出成立獎學金。為感謝這位奉獻臺大半世紀的教育家,臺大農機系在1989年將新大樓命名為「知武館」,這是臺大首次以本校教師命名的校舍;[2]該系並蒐集整理其手稿、作品、照片等文獻,於1998年設立「高坂教授紀念室」,這也是臺大第一個為教授所設立的紀念館。

高坂知武教授對學生的無私付出,讓學生懷念不已。(取材自《思いすままに》)

    1987年高坂教授為頒發獎學金返臺,這是他最後一次回來臺灣,10月24日臺大交響樂團為他舉行歡迎音樂會,由知名鋼琴家蔡采秀校友、指揮家徐頌仁校友等人合作演出。
    數十年來,很多臺大醫學系、哲學系、經濟系、電機系、化學系等科系的學生,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年齡層,不過卻共同擁有一位音樂老師,那就是高坂教授。高坂教授在專任之外,義務指導許許多多臺大學子的音樂學習,而臺大交響樂團的誕生與成長自然和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份師生情歷久彌新,今年是高坂教授過世十週年,臺大交響樂團訂於7月18日舉行四十週年音樂會,紀念這位臺大交響樂團的催生者與守護者。

高坂知武教授與臺大農機
    大學究竟是大學,將來要在社會的上層做領導性工作的同學們,你們不要輕輕地放棄掉世上稀有而且是最好的社會實習之場所。…高坂知武

留任臺大農工系
    1945年,農業工學講座改成農業工程學系,第一任系主任為金城教授。金城教授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故能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據高坂教授回憶,當時校內對於農工系是否要改隸工學院意見不一,而農工系之得以繼續保存命脈,完全有賴金城教授之堅持。金城教授多次拜讀他所撰寫的<農業工學之真義>一文,十分賞識其學養,因此極力予以挽留。當時農工系只有兩位教授,金城教授主持水利組,他則負責機械組。
    由於戰後百廢待舉,不是缺電就是沒有實習材料,為了尋找實習的機件,高坂教授帶著學生到處蒐尋廢棄物──在被轟炸過的大樓裡鋸鋼筋、在臺大操場分解破爛的軍用車…,然後費力地把可用的零件搬回實驗室。
 當然上課也沒有課本,講義全是自己編寫,再自己刻蠟紙、油印。他使用了多年的油印機和鋼版,如今靜靜地躺在紀念室一隅。講義大部分使用漢字,夾雜著英文和繪圖,他親手繪製的各種農機具圖譜和電學原理圖表,筆劃簡潔又細緻,意思明確而傳神,令人驚豔。

高坂教授為上課所編寫的講義。(提供/生機系) 高坂教授所使用的油印機與鋼版。(提供/生機系)

 

熱誠而循理的哲學家
    身為早期唯一一位教授,他的教學負擔也大,開授了很多課程,有農業機械概論、農機特論、農機試驗、農村電化、水力機械、機械動力、電工學要領等。他上課喜歡從實用的角度出發,分析原理及理論之演變,循循善誘。1957年農工系畢業的陳貽倫教授舉例:「論到車輪之差速齒輪箱原理時,他說臺北市工務局修馬路用沙石填補坑洞之無效,因為差速原理使坑洞上方車輪加速迴轉,以致有挖掘之作用,填補不久,經過汽車、卡車幾趟行駛,坑洞內所填沙土隨即被掏挖一空。…」。當然也有學生受限於經驗不足,不能理解,聽來宛如在修哲學課一般。
    學生如不能真正理解,那考試可就難過了。有次他出了一道考題:「何謂機車?請下定義」,結果多數學生長篇大論地描述機車的構造,答非所問,頗讓他懊惱。他的想法是「機車是椅子,是能移動的椅子。汽車是箱子。另一種是摩托車,由自行車演變而來,它是用騎的」。他的導生盧福明教授(1967畢)回憶「農機特論」課,兩學期得分差距高達30分,他十分不解,後來要申請出國留學,他請高坂教授寫介紹信,高坂教授以「你騎摩托車發不動車子時,要從哪裡開始檢修?」這類題目,連著兩個晚上口試他,他這才明白要有重點才有意義,而非天馬行空高談闊論。高徒之一的彭添松(1954畢)也說,他要學生知其所以然而非當然,考試時如照抄講義,分數奇低,反之,如能提出自己見解就一定拿高分。

高坂教授為了教學所製作的曳引機模型(左)和脫穀機模型,結構精細,迄今仍可操作。(提供/張森富教授)
高坂教授在談及多相交流電時,繪圖解釋何為「相」(phase):三個刀子之運動形式相同,但「時期」或「相位」不同。(翻攝自「電工學提要」講義)

    許多實習課他都親自上陣示範,例如教學生打鐵技術時,也不介意親自拿一把鐵鎚跟學生「對打」,學生沒多久就氣喘吁吁,但高坂教授卻連續「對付」了幾名學生,未露疲色,學生很疑惑他怎麼辦到的,他抓住機會解釋如何合理的使用人體肌肉才可以做得事半功倍;他這種熱誠而循理的指導方式,吸引許多非農機系的學生慕名前來。

    第一屆畢業生吳維健(1950畢)回憶大三時,跟著高坂教授在田間實習的情景,最能表達他身體力行的教育家風範。當時南機場(後來開闢為青年公園)要開墾為國軍第六軍的蔬菜農場,1949年暑假,高坂教授帶著他和其他2名學生,共4個人,架著一台美國製20多馬力的曳引機,揮汗犁田,晚上就在附近教室過夜,天一亮即上工。因為機場土質黏重,曳引機陳舊且馬力小,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故障,尤其是機具零件很容易彎曲變形,所以有大半的時間是在烈日下修理機器,讓學生們非常不耐煩,甚至摔工具來洩憤。唯有高坂教授不慍不火,而且總是能把問題解決。吳說:「我們學得最多且影響我們一生的是:遇到困難不能心浮氣躁,要冷靜思考,用耐心去解決。這豈是能從一般的老師可以學習到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受到學生敬重的原因。

高坂知武教授與臺灣農機
    不管何種農具,一傳進臺灣,必難適應臺灣農民的嗜好,亦即非受到大量的變革不可。這個事實,可由犁及脫穀機的改良上明顯地窺見其一斑。…高坂知武

臺灣農業機械化的火車頭
    臺大農學院成立之初,共留用3位日本教授,分別為農藝系磯永吉教授、植病系松本巍教授和農機系高坂知武教授。磯永吉教授留臺時間短暫,1950年代即離臺;松本巍教授於1966年退休後轉任他職,2年後去世;而高坂教授留任最久,且退而不休。最重要的是,他是臺大農機唯一一位教授,開啟本校農機教育之先河。雖說早年學生不多,不過在臺灣農業仍使用人畜力的年代,這批學生可是促成臺灣走向機械化的生力軍。
    臺大農工系第一年入學學生只有個位數,機械組更只有3人,除了張舉珊在巴西Campinas大學機械系教書外,沈國文回母系任教,吳維健進入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農機中心)任研究員,他們都是臺灣農業機械化的第一把種子。而1950年代畢業的彭添松擔任農機中心主任,引領臺灣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機系教授陳貽倫、馮丁樹、盧福明、張漢聖、張森富等人,則踵繼高坂教授的腳步投身學界。

1987年高坂知武教授(坐者左2)回臺大農機系時,與師生留影。左起:蒯通林、高坂知武、毛壽彭、高坂玲子、李遠川。立者第一排左起:吳銘塘、沈國文、吳維健、施嘉昌、陳貽倫、蕭介宗;立者第二排左起:陳世銘、莊石鑑、張森富、鄒瑞珍、馮丁樹、盧福明、王如意、王康男;立者第三排左起:李允中、賴健二、陳俊明、蔡慶隆、陳振陽。(提供/生機系)

    除了為臺灣農機培育人才,高坂教授也是啟動臺灣農業機械化的「火車頭」。吳維健說得好:「在民國35年,全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有農機系,當時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農業都使用人畜力。農機很少人學,更少人教。由於高坂教授的指導,我們才知道亞洲農業必將隨歐美走向機械化。」臺灣農村實施「耕者有其田」以後,農村人力因工商業快速發展而嚴重流失,農業機械化的需求越來越迫切。1960年底,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在臺北松山設廠,這是臺灣第一家農機研發製造公司,主要在研究改良耕耘機等農機具。由臺灣土地銀行集合民間,與日本野馬農機公司合資6千萬元,員工400人,其後又在高雄增設兩廠,其主力產品「耕耘機」一度為農機業創造空前榮景,員工收入令人稱羨,宛如現在的電子業。

高坂教授於1952年完成之臺灣農機具調查報告,是臺灣推動農業機械化的前哨。

    高坂教授獲聘擔任該公司顧問,延攬了臺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屏東農專、臺北工專等校畢業生從事研發工作,在他的指導下,發明了新型耕耘機、噴灑灌溉機具、插秧機、動力微粒噴霧粉機、乾燥機等現代農機具。到了1985年,臺灣農作業機械化程度已達98%,從整地、插秧播種、田間管理、收穫到乾燥等方式全部更新;對提高臺灣農業產值具有重大影響。

高坂教授與他所設計的稻穀乾燥機。(提供/生機系)

    據農機中心主任彭添松回憶,高坂教授是唯一的高等顧問,直接對董事長及總經理建言,每週一次主管業務會報他都出席,平時甚少發言,不過若公司遇難題時,則是一言九鼎,只要他出手,總能迎刃而解。也被延攬至農機中心任職研究員的吳維健也說,高坂教授在工廠設置了一個「高坂信箱」,自掏腰包鼓勵員工提出改進意見。

心繫臺灣農民的發明家
 為了解臺灣農村傳統農機具使用情形,高坂教授受農復會委託調查,完成《一九五二年臺灣省農機具調查報告》,這是繼1920年臺灣總督府《臺灣之農具》之後的第二次普查,共蒐集了11大類共159種傳統農機具,完整記錄了各個農機具的規格、用途、特點、使用方法,並攝影存真,極具參考及保存價值。
    當時他認為農機具設計不是靠公式或數據,而是人的才智,亦即豐富的經驗及超越的觀察力。所以當時他對農機具未來發展提出三項建議:一為從農業職業學校加強充實農機具教育,二為設立至少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三是輔導本地工廠自行生產,以供應物美價廉的農機具。而這些建議後來也都為政府所接納採行。
    雖說1950年以前臺灣農村所使用的農機具多為小型,且整體效率偏低,不過為了幫助人力或畜力在農作上更為便利,臺灣人民自行創造或改良若干農機具,如:張有傳發明的蜈蚣犁,用於中耕除草覆肥的效率高;中壢打造的覆鋼鐮刀,小巧輕便又鋒利,品質上乘;又如改造日本深耕犁、脫穀機等使其更適合臺灣農田使用;這些民間智慧的結晶都讓高坂教授讚不絕口,還說足堪作為有志於農機具研發者的座右銘。
    出於對農民務農辛勞的同理心,只要農民提出農機具使用上的任何問題,他都會想辦法解決。例如:由於臺灣二期稻獲恰逢雨季,為了能迅速地烘乾稻米,他設計了廉價的熱風乾燥機;為了提高割稻機的效率及使用方便性,他將臺灣本產鐮刀動力化等;這些發明或研究都是針對當時臺灣的農業實情,不是為發表論文,他的名聲也僅限於臺灣。
    他的名聲也許僅限於臺灣,不過,他的影響力卻不僅止於臺灣,透過臺大農機系和臺大交響樂團,持續發光發熱。

高坂知武教授與臺大交響樂團
    首次旅行演奏到宜蘭,會後高坂教授忽喊『你們都是傻瓜!』,接著又指自己說:『我也是傻瓜…有我們這些傻瓜,才有臺大交響樂團!』…梁明義<給大家所敬愛的高坂知武先生>

接任臺北帝大音樂部部長

1936年臺北帝大管絃樂團在醫學部公演的盛況,圖右為高坂教授,左為副部長上村親一郎教授(1936.12.19)。(提供/林吉崇教授)

     據說高坂教授的母親擁有一把好琴,或許高坂教授就是在母親的耳濡目染下,對音樂產生了興趣,加上後天勤學,在日本九州大學求學時擔任大學交響樂團的提琴手,不論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還是低音提琴,均無師自通。他曾說年輕時沒有老師可以請益,全靠自己找書摸索,有次俄羅斯管絃樂團到日本演出,他特地買了前排座位,仔細觀察提琴手的姿態與指法,以驗證自學是否正確,這是他第一次到現場聽音樂會。
  高坂教授與臺大的樂團淵源深厚,臺北帝大在幣原坦總長任內成立了管絃樂團,由「學友會」(社團組織)下的音樂部來管理,部長由教授或助教授擔任,第一屆部長為「農學‧熱帶農學第二講座」教授田中長三郎,1934年起由高坂教授接任直到終戰後。從1932年演出照片可得知,高坂教授來臺兩年後即參與公演,而從1936年12月19日第六回演奏會照片可看到公演盛況,高坂教授為部長,副部長則由原醫學專門部音樂部部長上村親一郎教授擔任。
      當時管絃樂團所需之樂器都由校方編列經費購置,並自全體教職員薪水提撥200分之一作為經常費用。至於樂團事務則全由學生們自行處理,部長雖有決定權,但很少干涉細節。只是高坂教授對樂團水準似乎不甚滿意,有時還因準備不如預期而取消演出,加上戰爭前後局勢不穩,樂團形同解散,他曾小小抱怨自己變成音樂部的財產管理員。戰後樂器全數捐給政府成立樂團。後來臺大要成立樂團就在只剩少數樂譜、全無遺產的環境下重新建立,其間歷經多次起伏,他曾感慨地說:「我們的樂團是許多失敗之後終於告成功的一種傑作」。

灌溉臺灣音樂的園丁
    直到1953年,醫學系學生周欽城籌組「杏林絃樂團」,1954年經濟系學生邱慶彰發起臺大管樂團,臺大校園的音樂活動再次被啟動。經過十年蘊育,而於1963年由高坂教授撮合成立「臺大管絃樂團」,師生共50多人,在同年校慶舉行首次公演(11月13日),請來國防部示範樂隊隊長樊燮華上校擔任指揮,轟動一時。

1963年 臺大管絃樂團誕生,於校慶日首次演出(1963.11.13),前排右起第六位為高坂教授。(提供/郭耿南教授)

    隨後高坂教授也參與了臺大合唱團(1964)及臺大交響樂團(1968)的成立,他或任顧問、或為指揮、或為編曲、或親自參加演出(他可以演奏各種絃樂器,號稱「絃樂萬能博士」),直到1982年都擔任交響樂團的指導老師,為樂團出錢出力。雖於1983年回日,卻一直惦記著樂團,還捐款購買除濕機。早期財務壓力大,修樂器譜架、印樂譜都自己來,返日前將修理樂器的道具交給農機系同仁林華火先生,請他繼續為團員修理樂器。
    此外,他也參與很多社教音樂活動,許多臺北市民是由此認識高坂教授的,他參與演出的樂團有中華絃樂團(1958-)、中國青年管絃樂團(1965-)、臺北室內交響樂團(1966),及臺北室內樂研究社(1966)等。 
    臺灣引進西方音樂始自日本來臺期間,第一代本土音樂家張福興、柯政和、駱先春、李金土、江文也、陳泗治、張彩湘及呂泉生等人,與高?教授為前後輩,多數赴日學習音樂。高坂教授來臺後,除了在專業領域卓有貢獻外,也熱心於音樂教育,像林寬宏、江有龍、劉明澈等人均受教於他,而臺大的樂團人才輩出,許多團員後來都踏入職業圈,有林二(作曲)、徐頌仁(指揮、鋼琴)、蔡采秀(鋼琴)、城振銘(作曲)、陳樹熙(指揮)、林顯勝(小提琴)、郭昱麟(小提琴)、呂紹嘉(指揮)和莊舜旭(指揮)等人,為臺灣音樂界注入更多生命力。

錢思亮校長(右3)委請高坂教授(左1)促成臺大管絃樂團的整合。(提供/生機系)

溫州街20巷2號
    這位音樂家為臺大的樂團默默奉獻終生。他為樂團慷慨解囊自不待言,為了幫助團員練習,親自抄錄樂譜並複印給學員個別使用、對樂齡較輕的學員主動加強指導、讓學生教授他鋼琴來賺取學費;他還經常擔任補位,為的是讓團員可以正常練習。曾寄住在他家的李季眉(農化系1971畢)就說,高坂教授自願且義務擔任他的鋼琴老師,規定每晚10到11點練習,有時她想偷懶,他會在房門外說:「怎麼沒有聽到鋼琴的聲音」,後來他回日本時還把鋼琴送給她。
    高中時即出沒在高坂教授家的徐頌仁(哲學系1966畢)是高坂教授的鋼琴老師,「兩人在巴哈作品中渡過許多愉快的時光,而高坂教授對鋼琴構造的興趣,也讓我學習了不少調音及觸鍵上的知識。」
    高坂教授的宿舍很自然地成為團員們聚會的場所,從小規模的室內樂合奏到幹事會議,甚至包水餃、吃火鍋,都在溫州街20巷2號。外文系校友林宜勝說,每次到高坂教授家練琴,「不僅是樂團合奏帶來的喜悅,更有遊子歸家般的溫馨,高坂教授和師母待所有的學生一如己出,…高坂教授當時年已高,不僅對樂團的一切事無鉅細嘮叨不已…,更親自加入樂團和學生們一起練琴,…在練習途中打盹,…師母常在樂團練完後,親手煮一大鍋熱騰騰的酒釀給我們,嚐在口裡,真是沁入心脾。」李季眉就說:在高坂老師家學音樂不只是高深的技巧,還有音樂的『味道』。梁明義(經濟系1970畢)回憶:「在高坂教授家一包煙、一壺茶、聊到深夜,談的都是瑣碎事,還有他漫長的人生旅途中的趣事,走出溫州街溫暖的日式洋房,腳步總是輕快了許多,像充電似的,對樂團的未來又充滿了希望。」即使宿舍後來拆除,高坂教授也因此黯然離臺,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溫州街20巷2號」早已成為臺大交響樂團歷史的一部分。

號稱「絃樂萬能博士」的高坂教授,在溫州街宿舍練琴,攝於1952年元旦。(提供/生機系)
高坂教授在溫州街20巷2號為樂團修理低音大提琴。(提供/生機系)

高坂式精神
    高坂教授修理提琴的技術高明,往往為了某一項修理工作,要先製造一種複雜的工具,既費時又費事,而老師樂此不疲。…李季眉<憶高坂老師>

教音樂更教人生道理
    跟著他學大提琴的林宜勝說(外文系1967畢),也許是農業機械的背景,高坂教授會利用機械原理來指導學生,深入淺出。李遠鵬(化學系1973畢)還說,他會分析團員的動作、心理,找出問題的癥結,尋求方法來克服,如果真的不行,便傳授『賴皮』招術,在細節上稍微偷工減料,但仍把音樂的意境表現出來,這就是當時樂團的特色:技巧不是很好,但奏得很有味道。
    植物系江有龍教授,高中就師從高坂教授學習小提琴,考大學時,他要他好好準備考試,不教他琴而改教他力學、光學,也常會給他心理建設,分享自己失敗的經驗來砥礪他,還傳授他研究的訣竅,提醒他如果研究遇到瓶頸時,換個方式:從零做起,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他的女兒高坂玲子赴美留學後,空出的房間就給學生住,從來沒有閒置過。1970年正式拜高坂教授為師學琴的陳振陽(微生物學所1972畢)寄住在他家時,常在深夜看見他刻鋼版,為學生準備講義,收入不多自奉儉約,卻樂於濟助貧困、提拔後進,他說他從高坂教授身上學到的不只是音樂上的技術,更多的是人生哲學,特別是『動手做,想辦法解決問題』以及『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1976年高坂教授與師母、女兒玲子、女婿李遠川及外孫合影於溫州街20巷2號門口。(提供/生機系) 「溫州街20巷2號」承載了許多臺大人的故事與記憶。圖為高坂教授與師母和同學合影,年代不詳。(提供/生機系)

年過50學中文
 誠如李遠川所言,高坂教授是一位終身學習的實踐者,年過50學中文,60歲學鋼琴,70歲自修電晶體學,乃至修理樂器也都有他獨創的方法,他的基本態度就是「需用即學」。
    由於第一屆學生沈國文、吳維健和張舉珊都是青年軍出身,不懂日文,因此一上課就碰上語言問題,4個人「用很差勁的英文和書寫漢字來溝通」,經過長期相處,也打破族群藩籬,建立起深厚的師生情誼。吳維健回憶有次高坂教授對他說:「沒想到你們對戰敗國的教授如此尊敬,假如事情相反,是日本勝了,日本學生恐很難像你們一樣的對待一個中國教授。」
    據高坂教授自己表示,在此之前他完全不會講中文,遑論用中文寫文章。不過為了「在臺灣留下我的紀念品」,他努力學習中文。就讀北一女的女兒玲子是他的老師,標有注音符號的「三民主義」是他的「啟蒙書」,1952年以後他完全用中文來講課。據說有一次搭三輪車,車夫不相信他是日本人,硬說他是外省人,因為他的中文實在很標準,臉型又像中國北方人。林寬宏的理解是:高坂教授的老家在東北,因為天氣很冷,嘴唇常被凍得連說話都有些困難,所以靠舌頭捲動來補救發音的含混,因此衍生出獨特的東北方言,也無形中幫助他輕易地學會中文裡的捲舌音。

李遠鵬最難忘的是高坂教授背著提琴,以其七旬之齡,騎著大型摩托車來練習的英姿,他說『沒有高坂老師,就沒有臺大交響樂團!』(翻攝自56學年度畢業紀念冊)

結語:體現大愛的教育家
    我的才能雖小,可是經過了好多年歲,不知不覺之間慢慢地蓄積了各種經驗;這是年青人不容易做到的。因此我時常抱著一個宏願,就是想充分利用這個經驗,來做一些貢獻。…高坂知武

    從1930年臺北帝大成立後第三年來臺擔任助教授開始,到1945年擔任臺大農工系機械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授,在臺大執教半世紀,直到農機系獨立成系。這位被尊為「臺灣農機祖師爺」的日本教授,以其獨到的高坂式精神,作育英才無數,為臺灣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播灑一批批種子。他曾說:「以居住的時間來算,臺灣是我的第一故鄉。」熱愛臺灣的他,或改良或發明各式農機具,研究以解決臺灣基層農民所面臨的問題為優先,沒有申請過專利,也從來不為成就自己的學術聲望。
    他真的是天賦巧手,可他也終生學習不輟,從音樂、語文、電腦到電晶體,都自學有成,對於專業,他也很早就洞悉1980年代以降,機械工程學將融進更多自然與數理科學而進入新時代(農機系於2000年轉型並改名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另一方面,他為臺大造就一批批音樂人才,對推廣國內交響樂不遺餘力;他所培養出來的音樂家,現今在音樂界多有所成,本土作曲家林二(電機系1958畢)說:他不只是臺大的樂團指導老師,也是臺灣音樂界的老家長。
 他之所如此受學生懷念,不只是他在專業領域(包括農機及音樂)所做的偉大貢獻,最重要的應該是他做人處事的態度,還有他無私奉獻的精神。李遠川說,高坂教授有著清貧思想,不是消極出世,而是基督教入世的愛。住在「高坂宿舍」你不用怕冷,因為有他發明的電動暖爐,簡單的設計能讓你的腳丫在冬天暖烘烘;如果你缺錢,有「高坂銀行」可應急,也許不多,不過不必擔心高利貸或被討債。
 這就是高坂教授,他的無私與慷慨,幫助了很多人,也在無形中影響了學生。他是少數從臺北帝大留任臺大的日本教授,他的胸襟、眼光已超越族群、國家、歷史的限制。陳振陽說「能與這樣偉大的老師有過生命的重疊,實在是很大的幸福」,相信這是所有曾經師從高坂教授的學生們共同的感動。

高坂知武教授簡歷
1901年4月3日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
1925年3月31日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
1930年7月26日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
1934年臺北帝國大學學友會音樂部部長
1935年臺北帝國大學管絃樂團指揮
1954年臺大管樂團成立擔任顧問
1955年中國青年管絃樂團成立擔任指導
1958年與鄧昌國、司徒興城、張寬容共同發起組織中華絃樂團並擔任顧問
1963年杏林絃樂團指揮
1963年臺大管絃樂團成立擔任顧問
1964年臺大合唱團成立擔任指導
1968年臺大交響樂團成立擔任指導老師
1973年自臺大農學院農業機械學系退休,改聘兼任教授
1983年返回故鄉日本山形縣
1987年成立高坂知武教授獎學金
1989年臺大農機系新大樓落成命名為知武館
1997年7月29日於東京千葉縣柏市逝世

註:
[1]「農業工學講座」設於昭和3年(1928)12月,翌年開始授業,屬於「農業土木學」專攻。主持教授先後為杉村鎮夫(昭和03-10)、牧隆泰(昭和11-18)。
[2]工學院機械系「志鴻館」及理學院「思亮館」均為紀念前任校長,而「知武館」則是第一位非校長的教授。

參考資料:
[1]高坂知武,「著者的話」,出自<漫談農機具>,《臺灣農林月刊》第8卷第3-22期,1955。
[2]高坂知武,<光復後的幾個小故事>,刊於臺大農工系系友通訊錄,1979.9.18。[3]高坂知武,《一九五二年臺灣省農機具調查報告序言》,臺大生機系重印,2004年12月。
[4]高坂知武著,彭添松譯,《臺灣人的生命力──一位日籍教授留臺半世紀的哲理歷程》,臺大農機系出版,2000年7月。
[5]「高坂知武教授紀念研討會文輯」,臺大農機系編印,1998.10.15。
[6]陳振陽等主編《臺大交響樂團二十五年回憶》,1978。
[7]彭添松<漫談臺灣農業機械化>(2),《臺灣農業機械》15(4):3-8,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出版,2001.8.1。
[8]《臺大醫學院百週年紀念音樂晚會節目單及杏林音樂的故事》,1997.4.12。
[9]陳振陽等主編《臺大交響樂團三十七年回憶與高?知武教授紀念集》,2004。
[10]張森富訪談,2007.3.12。
[11]盧福明訪談,2007.3.14。
[12]林華火訪談,200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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