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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

從經典詮釋到中國史研究

文‧照片提供/甘懷真(歷史系教授)

    容我藉本刊一隅,向校友諸先進報告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的現況,主要是提出我這幾年所參與的「大學追求卓越計畫」、「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以至目前所謂「五年五百億」的相關研究計畫所累積的若干省思,並藉此展望本校史學發展的未來前景。限於個人視野與篇幅,只談從經典詮釋的研究如何接軌到新的中國史研究的發展方向。
    2000年起,教育部為設立國家重點支持的學術項目,設置「大學追求卓越計畫」。我所參與的「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在歷史系黃俊傑教授的領導下,既獲得臺大校方支持,也獲教育部選為「追求卓越計畫」。該計畫是該期的「追求追越計畫」中唯一受獎的人文社會類。我個人負責其中的一個分項計畫:「德川時代日本關於中國禮學的詮釋」(2000-2004)。該總計畫在執行的前期,因被評估成效良好,而在教育部的規畫下轉型為研究中心,名為「東亞文明研究中心」。這是教育部「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下所設置的臺大校內研究中心。本校也禮聘了李弘祺教授從美國回來擔任本校講座教授及該中心的主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以研究計畫的形式,運作了三年(2002年10月至2005年9月)。我是這個計畫的研究員,執行「東亞歷史變遷中的權力與經典詮釋」研究計畫,並負責行政工作。在2005年該中心的執行期限將屆時,又逢「五年五百億」計畫成型,於是在2006年再次轉型為一個大型研究計畫,名為「東亞經典與文化」,且配合臺大整體規劃,被置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下。我在該總計畫下執行「東亞王權與儒教:儒家經典詮釋中的祭祀國家原理」分項計畫。

主持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學術研討會。

     這三個階段的研究計畫都環繞在儒學研究。我們都承認儒學研究是現代學術的鉅大課題,對中國史研究尤其重要。但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跳脫既有的經學與國學的框架,將儒學課題擺回歷史學去。就我自己的歷史學研究而言,嘗試從兩個角度與方法重新探索儒家學說,一是經典詮釋,二是東亞史。限於篇幅,謹略去後者,談談經典詮釋觀點所開創的歷史學研究。
    經典詮釋的觀點主要受到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影響,它是一個哲學運動。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以來,有一批哲學家企圖建立「中國詮釋學」,即運用詮釋學而將中國的經學轉化為具有西方意義的哲學,即詮釋學。換言之,這是一個哲學課題,也是一個哲學的學術工程。故在這個層面上,詮釋學的哲學關懷無法直接適用於歷史學。
    若我們不執著於所謂建構中國詮釋學的意圖,則詮釋的研究方法仍有助於拓展史學新視野。至少有以下二點:一是重視行動者的主觀性;二是啟發了我們對於語言與歷史關係的再思索。
    就第一點而言,所謂詮釋的角度,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立基於批判實證主義的追求客觀通則的研究取向,而重視行動者(人)是會依據其主觀的知識、信仰去詮釋其外在的意義的世界,而採取行動。歷史學研究喜探尋在一個時空特定脈絡下的一群人的規範,但應注意人間的規範不同於自然界的法則,關鍵的差異在於會對外在世界進行理解與詮釋的行動者(人)。舉例而言,身體的儀節究竟有何意義,取決於行禮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及行禮雙方如何互動。因此我們不能只用中國式的觀念(如《禮記》中的定義)去說明唐代的日本使節對中國皇帝跪拜的意義。這種詮釋觀點使我們更重視所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中國作為歷史上的大帝國,是複雜多元的政治社會系統的整合,這個問題應特別被凸顯出來。

2005年在北海道大學考察古文書,中間為筆者。

    再就語言與歷史學的關係而言,再分作二個課題:一是史料批判,二是漢字問題。
    臺大的史學研究上承傅斯年故校長所引領的現代史學的學風,通稱為史料學派。史料學派的基本信念是要將歷史建構在史料所呈現的事實上。此原理至今仍是圭臬。而詮釋學告訴我們概念、語言(文字)與歷史脈絡之間的複雜關係。史料成立本身也是一個歷史事件。所以我們要將史料,尤其是記載史料的著作當成是一個論述。史料既包含了事實,也經常是著述者有意的連結與操弄,故史料經常沒有說真話。我們要檢視史料成立的過程與作者的企圖,經過批判才能篩出事實。如果史料沒有說真話,則史料的蒐集與排比,只是複製了古人所欲建構的觀點。我們現在對中國史的印象如「以農立國」、「中央集權」、「貞節烈女」,雖然是事實,卻只是事實的一面。這些中國史印象是存在於正史的論述,其後被現代史家依史料排比所複製。這些歷史的表象掩蓋了其他的真相,如非農民的廣泛存在,地域自主性傳統的根深蒂固、性觀念的複雜性等。
    詮釋學的語言觀點也引導我們重視漢字史料的問題。中國歷史研究得以展開,是拜漢字史料之賜。但是漢字也會誤導我們認識歷史真相,不得不謹慎。從我們目前對漢字發展的新認識而言,漢字源自上古的政治系統,從政治符號轉換而來。雖然我們可以想像漢字與統治者口語之間的關係,但我們應視漢字為一套獨立的語言系統。尤其我們不能認為漢字是中國人口語的表現。真正能「我手寫我口」要等到近代的白話文運動。基於這樣的認識,對於歷史上的中國人而言,漢字都是外來的,且要經過學習的過程。過去我們認為漢字與古代日語之間存有某種翻譯現象,其實漢字與中國的地方口語之間又何嘗不是?因此,漢字與地方口語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如果思想是要藉語言表達,而這類口語又要轉換為漢字,則我們如何從漢字史料再推論當事人的思想,就不只是「讓史料說話」的問題而已了。
    從「卓越計畫」階段以來,我們就深覺漢字史料解讀能力是臺灣文史學界的長處,也是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學術競爭中的優勢。歷史上的「東亞世界」是一個漢字文化圈,漢字是我們探究東亞史的利器。而基於詮釋學的反省,我們可以再整合國內的文史、社會科學界,在漢字史料的批判立場上再出發。我想「漢字文化圈」的研究,一定是可以期待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可以作東亞內部的比較,如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漢字文明的比較;另一方面可以與歐洲的拉丁文的歷史世界作比較,進一步整合國內日益壯大的歐洲史研究學群。
    現在歷史學界面對的不是問題的提出,而是問題的解決。我個人能力識見有限,不一定能指出方向。但這些年的經歷,我深信從經典詮釋、東亞史與儒學研究結合的歷史學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東亞王權與漢字文化圈研究,是臺灣目前有能力去做,值得期待,但尚待展開的學術課題。我們一方面期待國際合作,另一方面臺大也會是主要的研究基地。(本文策畫/日文系徐興慶教授)

 
參考文獻:
[1]甘懷真《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一個史學的觀點》,台北,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策畫,時報文化公司,2006。
[2]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
[3]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
[4]甘懷真編《文明對話下的中國性與歐洲性》,桃園,中央大學,2005。
[5]甘懷真〈東アジア世界の冊封体制と儒教〉,收入吾妻重二主編《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東京,勉成書店,2005年3月。
[6]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史學》16:4,2005-12。

 

赴大阪關西大學參加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合辦之學術會議。
 

甘懷真 小檔案

 

1963年生於臺北縣。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2005年8月~)。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史學專業為中國古代禮制、東亞政治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出版《唐代家廟禮制研究》、《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國通史》、《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一個史學的觀點》等專書,及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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