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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紀事5

非主流大學生

文‧圖/陳柔縉

 

  大一的「國父思想」課,講師姓陳,眼鏡框上沿有一橫寬邊,扮得面容幾分老沉。第一次上課,老師一一點名,並以看相的姿態品評同學。叫到我的名字,老師看著我,發現甚麼似的說:「喔!我看見你們班的第一個法官了!」

  我的大學以如此斷命為序幕,實情發展卻完全脫軌演出。

  進法律系那一年是1982的秋天,之前的北一女生活,完全被浸泡在瘋狂的愛國教育裡。操場邊,立著比人高比公車長的標語牌,「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必須團結」,看板兩邊還有兩朵梅花圖案,每天遠遠的、默默的、慢慢的、一滴一滴的,往大腦灌水泥漿。

  高一有一次作文練習,因我從高雄到臺北就讀一女中,所以在簿子裡寫了「我是外地生」,離家思鄉,可以體會大陸變色、被迫離鄉的痛云云,竟硬生生被谷姓老師用紅墨水毛筆,在「外地生」三個字上畫兩條線,旁邊加上「大陸人」三個字。現在想起來,頗為傻眼;我籍貫不屬大陸,幾代祖先在一個叫「番仔庄」的村子生養,應是漢化平埔家族,與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因緣,只有一位堂姐夫是所謂的外省人。但當時,我肯定也沒有疑惑或忿忿。

  時代大風這樣吹,班上大風也這樣吹,我內心的大風也這樣吹,「要做時代女青年」的氣氛瀰漫,聯考志願只填法政社會科系。結果,同學50幾人,有7人踢著正步似的,一起進了法律系。

在大一迎新會上。

  彷如佛門弟子三句不離「阿彌陀佛」,法律系的主流口頭禪是「維護正義」,多數同學好像都義無反顧投入這個偉大理念的懷抱,我卻顯得困難重重,熱情不足。法律系的學生把法官或律師奉為正義化身,但我老覺得這兩個職業,每天與黑暗周旋,來到面前的,非殺擄,即爭吵,對社會的功能,是消極止亂,而非積極開拓美好。當時,我認為去行政機關做事比去法院有建設性。

  大二開始,回到徐州路法學院上課,同學紛紛就戰鬥位置,抱著六法全書和一堆教科書往法圖念書去了。法律服務社也是熱門去處,可以跟隨學長學姐,從實際的案子精進法學知識,熟練司法實務操作。法服那個房子,對我來說,卻始終是路邊的一棟房子。我對法服的認識只有一件;法服的指導教授邱聯恭有日本作風,剛直守法,他從法學院小門過紹興南街,絕對繞遠路走斑馬線,而不像大家抄直線,直接穿越。

和法律系同學在法學院合影。左邊兩位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我是右邊那一個。

對未來,同學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少有徬徨。而我,一直疏離在系外,成績偶有紅字,還補考過。同學到法圖K書,我卻只跟館員小姐聊天,到地下室書庫去胡亂翻發黃的TIME雜誌。看蠹蟲折磨老書,吃出小條小條洞洞,是待在法學院最新鮮刺激的事。

  於是,我變成法律系的非主流學生,好像留在總區,沒跟著搬過去似的。在總區,總有許多更有趣的課。

  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我經常在清晨昏倒。青春不知愁,日子一天一天過,昏倒跟鬧肚子痛差不多,過了也忘了。但是,大一剛開學,被一位高明的臺大醫生判定是癲癇之後,心情跟猛轉小提琴弦栓一般,琴弦緊到欲斷。醫生說,病本身不致命,吃藥控制即可,但要防範昏倒在不適當的地方,例如泳池裡、尖銳的石頭邊、騎車的路上。生命突變成不確定,死神似乎已來到門口。猛來的憂慮如刀,抵住我的咽喉,我忽然喪失說話的意願。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一個人在椰林大道和教室之間穿梭,沒跟任何人說半句話。

  有一天,人類學系的同學推薦我去上方瑜教授的國文,這堂課開給工管系(當時是法學院商學系工商管理組),和我原本的衝堂,因不願錯過方老師,所以翹了幾乎整個學期法律系國文課。

  方老師午後第七、第八堂的課,過午我已經在等。普通教室後方有一棵大樹,樹幹不瘦,我記得曾經坐靠在樹下等,看著書,不知不覺以樹為枕,悠悠睡著。我現在這樣追憶方瑜老師的課,雖然已是快30年前的事,內心依然如春風拂葉,激動而愉快。

  方老師那時愛講莊子。傳說中的彭祖好長壽,但靈龜五百年才算一個春天,靈龜長壽嗎?不,上古有一棵樹以八千年為一秋。老師引導我們去想莊子所說「沒有比夭折的嬰兒更長壽的,而彭祖是短命」的道理。

  我內心「哇」聲連連,隱約頓悟了「相對」的概念。世間沒有絕對的大和絕對的小,人活120歲是一輩子,小蟲朝生夕死,何嘗不是一輩子。若我明天即死,18歲的生命就是可憐短命嗎?高壽98就比較值得高興嗎?不不不,世事無絕對,若我不「執著」一端,不掉進某些文字或概念的牢籠,我就得到心靈的自由,就能無處而不自在了。甚至,我願意的話,何不把一天想成三天,一小時切成兩小時那樣來認真努力,壽命不也變長了。我開始常常告訴自己,順其自然,這樣、那樣都好。

1982年文學院學代會印給新生的參考書單,法學院就沒有這種有趣的東西。

  之後,整個大學時代,我對內心世界的追問,更甚其他。曾去旁聽郭博文教授的哲學概論、王文興老師的小說選《異鄉人》,也興味盎然讀著鈴木大拙、佛洛姆、傅偉勳、黃光國等人講禪的書。有外校學長借禁書給我,所以,也激動讀了巴金、蕭紅和老舍的小說。羅素那篇「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在我的回憶房間裡,也占著大椅子;羅素讓我學到一個字”SKEPTICAL”(懷疑的),對所有飄過眼前之事,固然有直覺有情感,但對結論,我下得很慢,常忍不住從南從北從天從地從山從海從古從今從我從他的角度,東看西想。

  對於念書,始終像一隻羊,埋頭吃草,動作緩慢,沒有方向,沒有計畫,卻也不著急。有一天,站在法學院公告欄走廊,蘇姓女同學翻我的背包,問我:「又在讀甚麼?」她知道我身在法學院,心在文學院;反正,背包裡總有一、兩本非法律的書。

  不過,文學院中,未旁聽過半堂歷史系的課,現在,我卻連年在寫臺灣歷史的書。人生轉折變化,奇妙如此。

  回首來時路,我一直順著自己的心過每一天。從跑政治新聞、離開職場、閉戶研究政商家族的臍帶與裙帶關係、結婚養兒、居家寫政治評論、埋在圖書館找臺灣史資料,看似不順理的一步接一步,卻自在成章,沒有勉強,都依當下心的方向,高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一切都源於方瑜教授的國文課,人生似乎從那一刻重新生氣勃勃出發。

  有一天,我將像路邊小花小草枯萎,那一天到來之前的目前為止,每天我好像都過得挺高興,自我感覺超良好。印象中,不曾跟方瑜老師說過半句話,但她是我在大學最感謝的老師,她的大一國文課也是我在臺大最喜歡的一堂課,讓我當非主流法律系學生當得很自在。

 

 

陳柔縉小檔案

陳柔縉是作家,常見專欄和著書。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進入《聯合報》和《新新聞周刊》,當記者,跑政治新聞。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關係」,辭職著書,寫出《總統是我家親戚》(本書後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是瞭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最近幾年,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史的視野;《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著書有《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廣告》,最新作品將於11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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