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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

從文獻的發掘到中日文化、思想交流史研究

文•照片提供/徐興慶

     日文系的畢業生,除了日本文學、語學(日語教育)領域之外,還能從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這是筆者25年前努力思考的問題。爾後赴日留學,選擇進入九州大學「國史」(即日本史)研究室,隸屬古代、中世、近世、近現代四個講座中的近世(德川時代)講座,追隨專攻對外關係史的中村質教授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當時面臨最棘手的問題除了原始資料發掘不易之外,即是古文書(候文)的解讀。德川時代鎖國260餘年間,透過明、清時期進入長崎港進行貿易的「唐船」,輸入了難以細數的中國歷代典籍文物,又因為當時明、清戰亂的時代背景,中國知識份子紛紛走避東瀛,促使中日之間人、事、物交流益趨頻繁,活絡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學術研究,這是筆者探討此一領域的緣起。

筆者參與日本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為本校在東亞區域研究的國際合作耕耘。

      第一手文獻史料最能還原歷史的真相,因此,著手蒐集相關文獻及其解讀的工作,成為重要的基礎研究。基本上「文化交流」不會只出現於單一國家對另一國家之間,或某一時代、某一人物而已,其歷史脈絡的形成,有典籍、文學、宗教、人物、音樂、美術及科技等不同領域的多元發展。以中國文獻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而言,至少從6世紀就已經開始,其傳播方式是藉由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攜回日本;有自9世紀以還日本遷都平安京之後,以貴族為核心的發展;有中世紀五山文學盛行時代,以禪宗僧侶為主體的交流;更有16世紀後期德川時代「町人」崛起之後,透過與中國貿易的商業行為管道的接觸。因此,理論上「文化交流」的研究範圍,不宜限定時代或單一的人、事、物,但實際上個人要作全面性的研究,則有其窒礙難行的困境。長期以來,筆者的研究工作,主要從日本發掘相關新文獻作為架構研究的基本素材,再透過拾遺補闕的文獻分析,將雙方個體人物的交流現象,還原部分時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真相。

 

  最近幾年在人文領域的研究範疇中,無論是國內或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的各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針對「東亞」的區域研究,無不傾注人力、物力、財力,以推動多元整合型的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東亞」一詞,因時代背景及國家立場等因素,產生諸多不同的詮釋,時有爭議。因此,應避開以政治觀點或侷限於某一段時間來詮釋「東亞」地域的立場,必須從研究跨國界的文化交流領域,結合國內外學界同好,集思廣益,建立優質的學術交流平台。筆者加入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團隊,參與日本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文部科學省Frontier卓越研究計畫)的研究工作,目的即為擴展、深化這塊領域,希望能為國際學術交流略盡薄力。

 

  東亞視域的中日文化交流:思想與變遷」(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in The East-Asian Viewpoint),是近年來筆者關注的研究主體。主要與中國明、清及日本德川幕府、明治初期之中日人物、思想交流有關。從東亞文明發展史之視角,思考儒家思想與文獻、典籍東傳日本對其社會之影響,並反思同時代的日本思想家(知識人)對認知中國之變遷問題。研究方法則從解讀相關原本或文獻切入,探討中日知識人在「傳統」與「現代」的變遷環境中形成的思想體系與東亞文明發展的關係,目的在逐步完成近世、近代中日人物交流的思想體系之整合研究。

 

  近代中日關係史領域中,有關文化及思想交流的研究,歷史長遠而內容豐富。19世紀中期以降,中日兩國如何攝取西洋近代文明之相關研究,至今已有不少的成果。若以領域加以區別整理,大致可分為人物、典籍以及思想交流三大類。這些先行研究當中,有不少評價很高、頗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可諱言的,因為受到相關原始資料難以發掘的限制,至今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無法突破。中日文化思想交流對東亞文明發展帶來哪些影響?其真相實態如何?這項研究工程浩大,非筆者能力所及,距離目標的實現還有一段非常漫長的路程,必須借重中外學界同好攜手耕耘此一值得繼續深化、發展的領域。

 

  臺大為研究型大學,與國際接軌是我們的目標,在前述研究工作持續推動的同時,我們還有一個引領研究生從事研究的重要教學工作。臺大日文系在文學院算是最年輕的學系,碩士班只有五屆,博士班尚未成立,寄望日文系今後能在學校以及文學院規劃的「五年五百億」系所均衡發展過程中,培養一些能與文史哲領域接軌的研究人才。

 

參考文獻:

[1]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

[2]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

[3]徐興慶〈近世日中人物•思想交流の一考察:陳元贇、独立関係文書の調査‧その研究と関連して〉(日本住友財團「亞洲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4]徐興慶〈王韜と近代日本〉,《近代日中人物交流史の新しい地平》(東京:雄松堂,2008)。

[5]徐興慶〈心越禅師と徳川光圀の思想変遷試論:朱舜水思想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日本漢文學研究》(東京:二松學舍大學COE卓越計畫)第3號,2008。

[6]徐興慶〈朱舜水的闢佛思想:論其與德川社會思想界的相互影響〉,《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大阪:關西大學Frontier卓越計畫)第3號,2008。

 

徐興慶小檔案

1956年生於南投縣埔里鎮。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分項計畫主持人、日本關西大學CSAC客座研究員。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主任、日本研究所所長、日本天理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客座教授(1997-1999)。專業領域:中日文化交流史、思想交流史、日本文化史。著有《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の研究》、《我國的日本研究現況及其未來展望》、《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等專書。編有《朱舜水集補遺》、《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合編)、《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合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並撰寫多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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