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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友專訪2

我的帝大生活-兼述東北十一載

王江村口述

林秀美整理

 

高校的校風自由自在,

旨在創造一個人的人格,

但進入帝大則不同,

大家都變成紳士,因為體認到

三年後要做社會人,要負責任了。

 

自信加努力,求學途順遂

 大正元年(1912)我出生在台南市,當時稱「白金町」的地方(今忠義路),父親與兄哥(同父異母的兄弟)做雜貨生意,父親五十二歲即過世,當時我十六歲,由兄哥繼續栽培,從小生活優裕,因此極有自信。

 台南二中畢業後(專收台灣人的初中,台南一中收日本人),到東京明治大學附屬中學就讀,三年後回台,第二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今師大),讀了三年,1934年四月進入台北帝國大學政學部,1937年三月取得法學士學位。

 台灣當時的普通中學為五年制,第四年即可參加高等學校考試,高校是當年最難考的學校,錄取率為十五取一,因為大多數高校生三年後可直升台北帝大。

 高等學校有文、理兩科,每科又以語言分甲、乙類,甲類主修英文,乙類主修德語,當年帝大醫學部以德國為主,所以想進醫科的人要讀理科乙類,台灣人選讀醫科居多,家人也希望我讀醫,但我不想。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政治,所以文政學部學生較少。

 我一人北上求學,帝大時沒有宿舍住,於是和七位同學在六條通(中山北路一段)租房子,並僱了一位客家婦女為我們煮飯。我們八個人背景互異,除了我高校畢業外,有一位是醫專,其他六人則是來自台北高商。每天一同坐巴士去上課,感情極為融洽。

 房租月租六元,學費大部分由政府負擔,我估算過,大學三年所需學雜費,平均每人一萬四千美金,而當時一斤香蕉只要一分日幣。

 

學風尚自由,少年總輕狂

 高校教育較重視的是人格培養,學風很自由,學生若乖乖,學校不會管你,若在外惹事,校長出面解決。當年城內只有兩家咖啡廳,一在太平町(重慶北路)叫「波麗露」,一在中山堂對面叫「白百合」,另外衡陽路上有明治和森永兩家喫茶店,我最常去波麗露和明治,有錢時每人都喝一杯咖啡,沒錢時就點一杯蘇打水,四、五個人在店裏耗一下午,也常常去新世界、大世界和國際戲院看電影,那是個很自由的時代,沒什麼操心的事,三年就這樣馬馬虎虎過去了。

 惟一一件事令人現在想到都還會生氣,當時台灣的警察氣燄高張,對台灣人很壞,晚上騎腳踏車規定要開燈,否則就抓人,我曾經被抓過,若有學生被抓,不論認識與否,我們就去包圍警察局,大家喝了酒,圍攏唱校歌,然後一個個進去借便所,他不堪其擾,看破就放你出來。

 高校的校風自由自在,旨在創造一個人的人格;但進入帝大則不同,大家都變成紳士,因為體認到三年後要做社會人,要負責任了。

 政學科主修科目包括法律、經濟和政治,不過西洋文學、心理學等也都要讀,一週大約要上四、五門課,演習課(討論)不考試,其他課期末考一次,成績分優、良、可和不可四等,通常學期結束前,自知吊車尾的學生會走後門向老師討分數。學風很自由,一年不去上課也沒關係,只要你能在三年內修滿32個單位即可畢業。不過到昭和十六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軍國主義膨脹,學生上課作息就較為嚴苛。參考書很貴,當時出參考書的有兩家,分別是新高堂和次高堂,新高堂所在即今衡陽路東方書局。

 高校時同儕都膩在一起,比較親近,到了大學就各走各的,獨立性強。那時老師都是出洋留學回來的,很優秀,教書認真,老師人數比學生多,所以至今對老師們都還印象深刻,戰後他們返日,受命部長、教授、法官等職,都很有出路。其中矢野學部長最令人感念,在我畢業後幫助很多,民國四十年我去日本接洽業務時,還特地與矢野學部長等三位老師聚餐。

 

為求生活計,遠赴滿洲國

 當時政學科畢業生出路不外是做判官、入株式會社(當時台灣最大的公司是蔗糖公司),但是畢業後我去了滿洲國(註),時年廿六歲,於二二八事件後才回到台灣,那個恐怖的時代我不在。

 我為什麼要去滿洲國呢?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台灣會被台灣的警察欺負,他們氣勢凌人,其次台灣人與日本人同工不同酬,有差別待遇。日本人做判官(委任官)多六成薪資,比如本俸六十元,日本人加六成,那時夫妻二人租房子,一個月十二元即可生活。適逢畢業那年,第一屆滿洲國文官考試在台灣舉辦,我報名參加,筆試和口試均通過,主考官也是大學時老師,原以為篤定過關,沒想到體檢胸圍不及身高一半不合格,後來才去考銀行,受訓六個月後,到滿洲興業銀行(當時有兩家銀行,一為中央,一為興業)工作,就這樣進入銀行界,從基層做到支店長代理(今襄理)兼事務主任。回台後到華南銀行上班,從試用的業務員做起,半年內即竄升至經理,六十六歲退休。

 據我所知,到滿洲的台灣人有廿來個,去的人不外乎官吏、銀行人員和生意人。滿洲建國號大同,我廿六歲去時為康德四年,當時住有三千萬人,我先後在當時新京(長春)、大連和哈爾濱三地住過,共十一年。

 大學時認識現在的夫人,她是大溪人,當時在醫院擔任護理長,我們畢業後結婚,一起去滿洲國,四個子女一在新京、三個在大連出生。現在長子在銀行任職,次子在美國洛杉磯開餐館,三子自營貿易,女兒從事書法、西畫創作,她出生於新京,我們為她取名京子。

 在滿洲國非但沒有在台灣的差別待遇,反而帝大畢業的比日本一般大學畢業生多五元薪資,長春加四成,哈爾濱加八成,靠近蘇俄邊界更高達十四成。

 

烽火煙硝逼,歷險始歸來

 最後四年定居在哈爾濱。戰爭末期,日本人陸續撤退,我和朋友合夥小攤賣香煙謀生,同時蒐購日本人的藥、酒等物資,然後在位於哈爾濱最鬧熱大街上,一間被棄置的日本西服店開張營業,取名「華南貨店」,1935年開張到1936年年初,生意非常好,滿洲人、八路軍都來買,曾經被留守日人舉發,政府「特產管理處」派了五、六個人來查了兩次,我說我是台灣人都沒事,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大膽。

 光復後,發生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被暗殺事件,肇事的槍枝為國民黨地下工作站從興業銀行取得的,而當時我留守銀行有保管之職,結果又遭檢舉,先後被國民及共產兩黨抓過,分別關了三天及一個月,第二次花了卅萬元才放人。

 俄國眼見日本快戰敗,1935年八月九日向日本宣戰,八月十五日即停戰,哈爾濱光復後,俄國入侵,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拿我們當對抗日本的「肉墊」,國民黨抗議,俄國退兵,然後國民黨進來,接著八路軍跟進,國民黨又撤退;時局混亂得很,遂想回台灣。

 逃亡前一個月即從短波收音機收到日本放送台灣發生暴動,三人同行可以無條件打死的消息,有一次還無意收到台灣放送,聽到蔣渭川叫男女學生各別去定點集合云云,當下忐忑,心想怎麼辦?

 日人撤退時,八路軍說我們是抗戰國的子民,不能與日人同行,並表示會代為安排,到1936年三月份確定要啟程時,美國救急總署(停戰後,美國協助日人返國的臨時組織,救濟難民物資和現金)已經撤消,主要的交通幹線-滿洲鐵道也被炸毀,只好換大板車代步,老弱婦孺約一百人,顛簸了十天,才到長春。到長春後,從營口坐船到上海,再從上海搭中興輪回台灣,三月廿九日出發,返抵國門時已是六月十五日,逃難歷時兩個半月。

 返台後先到大學同學楊南洲北投家中住一陣子,楊從台北市工務局長退休,在滿洲國任哈爾濱副市長,也是我們逃難的難民團團長。

 從哈爾濱到長春這十天過程最驚險。當時國共大戰,據說團體行動若被發現會遭空炸,路上擔心土匪搶劫、馬車伕藉機揩油、夜裏宿馬寮、吃饅頭裹腹等等辛苦莫名,無時不膽顫心驚,總不免嗟嘆之前生活如在樂土,而今恍如隔世。

 

註釋:滿洲國為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製造的傀儡政權(1931~1945),建都長安,國號大同,並挾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1934年改稱滿洲帝國,改元康德,長春更名為「新京」,二次大戰結束時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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