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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2

台大「出土」的第一位人類學家-李亦園院士

林秀美

 

 台大人類學系的畢業生中有兩位當選中研院院士,一位是張光直,一位是李亦園,今年是李先生入台大的五十週年,本屆畢 業典禮中,校長特請李院士來致詞,本刊特刊出李先生的專訪。  

 李院士於民國卅七年自福建渡海來台求學,為本校人類學系(時稱考古人類學系)首屆畢業生,專長文化人類學、宗教研究、象徵人類學與華僑研究,發表相關論著二百篇,譽享國際。從學生、助教、副教授到教授,他自承未曾朝夕離開母校。民國五十六年受聘為中研院民族研究員迄今,七十三年當選中研院院士,同年起於清大人社院任院長,並擔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十年有餘。

 

渡海來台求學,轉眼五十年

 民國卅七年,他高中畢業。福建少年,熱血滿腔,但是北方(指的是上海、南京)時局已亂,廈門大學又沒絕對把握,本著「福建人喜歡來台灣的傳統」,同班同學一行十一人,搭船渡海來台考大學,結果,三個人考上台大,他進了歷史系。一年後,大陸為共產黨所據,與家裡音訊全斷,他再也沒回去,算算今年來台剛好屆滿五十周年。

 在歷史系第二年,包括李濟、董作賓、凌純聲和芮逸夫等蜚聲國內學界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隨著傅斯年校長上任,來到台大教書,同年考古人類學系成立。年輕的他如獲甘霖,「在接受教益之餘,已深深地為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所以二年級唸完即決定轉系,由於考古人類學系還沒有三年級,遂降轉從二年級讀起,民國四十二年畢業,成為該系第一屆畢業生。

 為了轉系,險些失去唯一的經濟來源「獎學金」,幸好傅校長愛才,特別批准才得以保留。每每憶起這段師生情,感恩油然而起。

 談起當年經濟之困頓,李先生回憶「家裡不能寄錢來,全靠獎學金過活。 一個月廿三塊五毛錢,必須繳十二元給飯廳包伙,剩下十一塊半買零碎用品,生活很困難,想看場電影,沒錢買票也沒錢坐公車,那時中山堂有免費電影,就走路去中山堂看部免費電影,再走路回學校。我常講一個笑話,芮先生上課總是忘記下課,我們晚了半個鐘頭就沒飯吃,當時台大門外幾乎沒有餐館」。

 人類學系第一屆只有他和唐美君先生兩個學生,第二屆是張光直、任先民等三人,第三屆則有丘其謙等三人。由於學生少,師生互動多,關係至為親密。「一方面老師盯得緊,偷懶不得;另方面則師生感情很好,老師常常邀請學生去家裡吃飯、聊天,師徒成了一輩子的朋友。直到今天,我們每年都會去李先生、凌先生和芮先生的墓前悼念。」

 早年環境單純,所以比現在的學生更專心讀書,除了上課,也參與系裏標本室和圖書館編目整理的工作。入學之初已有成為專業人類學或考古家的認知,對於出路,沒有太多掛心,所以讀書氣氛極為濃厚,三班共八個學生當中,日後即有五人以人類學為終生志業。

 

強調全域學習,基礎最紮實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傅校長的大力支持下,台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當時創系的是主持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李濟博士,師資則來自中研院,有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衛惠林、高去尋、石璋如和董同龢先生等人,他們分別在考古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以及語言學領域學有專精,陣容可說是堅強而完整。「再加上日本時代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及語言學研究室原有的傳統,以及上述兩研究室所遺留下來的豐富考古學、民族學標本及圖書設備」,使得這個新系的研究與教學均極為活躍。創刊於民國四十三年的《考古人類學刊》是台大第一本由一個系獨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前十屆畢業生四十多人中,有廿餘人成為國內外專業人類學家。(註一)

 創系之初,人類學全域(即考古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和語言學四門兼顧)的教學與研究模式即已確立,四十八年來已蔚為傳統。近年雖有符應當代社會的新發展,如婦女、旅遊人類學等等,然這四大基本功課仍為必修。

 尤其是他及其後幾屆,四門基礎課程的理論與實務兼修,訓練嚴謹,根基紮實。「我們每一門功課都有實習,文化和考古有田野,體質有『人體測量入門』,由李先生親授。語言學則由台大最早的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主持,得益很多,現在用的記音方法都是學生時代所習得的」。

 還記得有一回實習閩南語記音,他和報導人發生爭論,為董先生責備,其嚴厲可見一般。「實習當天,圖書館資深館員呂碧霞小姐(註二)因為有點緊張,而將『天上的雲』中h音的「雲」說成f音的「焚」,我還跟她爭辯,董先生就罵我說『不可以跟informat(報導人)爭執,他講什麼,我們記下來,慢慢就會發現他不對』」;至今想起來還令人玩味十足。

 老師們經常發表學術論文,也鼓勵學生寫文章。他第一篇文章發表在台大校刊,是在他四年級時為本校新生所做體質測量的報告;學生時協助整理標本的心得,也發表在《考古人類學刊》,是為台灣首篇關於平埔族的民族學研究。

 「那時比較寬廣,四門基礎都有實習。當時一班只有兩人,實習起來很容易;現在一班則有廿五人,只好分成文化與考古兩種實習田野。人多有人多的困難,人少則佔便宜」。

 

人類學式解構,漢學研究深

 專攻文化人類學,一方面出於興趣,一方面緣於體弱。畢業前一兩年染上肺病,後來雖痊癒,但體力不繼,考古田野三天即病倒,遂立意朝文化人類學發展。畢業後,唐先生去受訓,他則免訓,自然就留系當助教,兩年過後,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民國四十四年),凌純聲先生擔任主持人,他轉而至民族所繼續研究工作。

 他自承當時受凌先生影響較大,從研究物質文化起家,以過來人經驗主張學生應從物質文化入門。「我相信文化人類學的訓練不但要做田野,還應該從具體的事物著手,按步就班,比較平順。理由是物質文化的東西具體可見,可以碰觸、測量,學生較能明確掌握研究主題,清楚之後再慢慢進入抽象的領域,其間過程是很有趣的。我帶同學去博物館參觀,他們對於藤籃的編法已經說不出個所以然,你們這一輩學生不再接觸物質文化十分可惜,一個人類學家對博物館多少還是要有概念。」

 李院士在宗教與和人社會兩個主題研究成就最著,發表的論文與著作無數。據他表示,西元五○年代他赴美深造,受到指導教授Clyde Kluckhohn和Evon Vogt的啟發,從哈佛大學回來之後,開始進入民間宗教學域,第一篇論文研究菲律賓北呂宋島住民伊富高族,後來發表在《民族所集刊》。

 漢人社會研究是長期關懷。基於對傳統人類學研究異族文化的反思,他結合社會學、心理學方法進行漢族社會文化的調查研究,開啟台灣人類學研究漢族之始。西元九○年代以後,進而深入探究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近幾年轉向氣與傳統醫學關係之探索,深有所悟。「我覺得氣與中醫以個人內在經驗的辦法來感受外在世界的存在,與西方科學實證方法迥異,從研究中我有兩點所得:一是文化人類學強調參與觀察,而研究中國文化則把參與觀察推進到更深層次,如「禪」必須推及內在的體驗才能真正領會中國文化精髓的內涵;另方面是將追求知識之路拓展得更為寬廣。知識的追求向以西方科學方法為主,其實傳統中國方法也是一個真方法,而這是西方科學無法理解的,換言之,這證明中國文化知識論的存在,中國文化可以對人類知識追求的過程有重要貢獻,雖非主流,至少也是另外一條追求知識的輔助道路」。

 

原始宗教開講,旋風平地起

 民國四十九年學成歸國,第二年起兼任台大副教授,開始授課,五十八年成為中研院與台大合聘教授,雖然七十三年為清華大學創立人文社會學院離開,他說迄今還是兼任教授,未曾真正離開台大。在台大教書廿餘年,開過三門頗具影響力及指標性的功課,其中以開講過八學年的「原始宗教」最受歡迎,「人類學系早期的學生幾乎沒有不上我的課,目前人類學宗教研究學者得益於這門功課的很多,如吳燕如、陳中民、黃樹民、余光弘、林美容、張珣、葉春榮等人,而莊英章、徐正光、許木柱等人的碩士論文也都是我指導,瞿海源雖非本系生,也旁聽了一年。總的來說,人類學式、社會學式的宗教研究可說溯自『原始宗教』這一功課,這點讓我引以為豪。到民國六十幾年,成為台大很popular的功課,經常一學年都有一百多個學生,包括理、工、醫在內的六個學院都有學生選課。前兩天,有一個農學院畢業的學生從法國回來,要找我聊天,我都不記得他,他提到當年修過該門課,獲益很多」。

 第二門課為「應用人類學」,試圖將文化人類學應運於現代社會,建立二者聯繫,也開過四、五回。他表示該門課較專業,雖不似原始宗教般popular,對本系生助益頗多,後來許多新觀念都是從此衍生。

 第三門課為「東南亞民族與文化」,約開過三、四次,其中一期同學的學期報告寫得極好,遂集編出書,名為《東南亞民族文化與生活》,頗有意義。

 此外,期間有一年曾代芮先生教授「中國民族誌」,也對後來課程有些影響。「芮先生一整年都教少數民族,而我則是半年教少數民族,半年教漢族。由於台大還沒有開始己族文化研究,只能用西方的文獻,當時學者Maurice Freedman的華南宗族與家族專論剛出版,我便援用為教材,現任美國愛荷華大學系主任的黃樹民即上過我的課,他是聞名的漢族研究學者」。

 在台大求學五年都拿獎學金,對於母校的栽培一直銘感於心,畢業後這些年,他盡力於教學研究以回饋母校,不負台大。

 民國七十三年,他到清大創立人文社會學院,並成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所將於今年獨立成所,經年苦心經營終於有成。「從台大立場來看,我有點判系的味道,事實不然,我認為有良性競爭,才會更好。清大的發展趨向文化人類學,而台大在考古一直很強,多年之後,平心靜氣想想,大家會感受到這樣的競爭其實很有意義。雖然我離開台大,到他校另創新系,回過頭來對母系還是有作用,而我現在還是台大兼任教授,目前系裏教授如尹建中、連照美、謝繼昌、崔伊蘭等人都是我的學生,我們經常有接觸,維繫著良好關係;所以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支持母系的」。

 擔任中研院副所長、所長約十年,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六年,中研院總幹事兩年多,以及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十年,行政歷練合計至少廿五年。擔任行政工作他的惟一原則是「行政工作時間不超過二分之一,在這二分之一我完全投入,盡心盡力,但最多就是一半時間,另一半則專屬於教學研究,尤其周休二日絕不受干擾,由於我眼睛不太好,不能開夜車,偶有清晨四點多早起,利用到八點多上班前這段時間,補充教學研究之不足」。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於民國七十八年,以獎勵支持世界各國學術機構與學者對中華文化之研究為旨,由於和興趣相近,因此於十年前慨然接受執行長之職,這些年業務往來之外,無形中拓展個人對中華文化的視野是最大的收穫。

 最後,這位有豐富學術與人生閱歷的學長勉勵學弟妹們,多閱讀,「要將書本得到的知識與田野資料相驗證,多讀之後,才知道自己不足之處,就不足再加強;讀才知不足,不讀會妄自尊大」。針對日前大學生為宗教所惑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事件,他感到很難過,他將以大學生與宗教信仰為講題,獻給今年的畢業生。

 

注釋

註一:參考李亦園先生〈民族誌與社會人類學〉一文,1993年北大演講。

註二:呂碧霞女士自台北帝大即在母校工作,本刊第六期有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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