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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1

台北帝大第一位台灣女學生-杜淑純女士

杜淑純口述

林秀美整理   

                        

    編按:杜淑純女士生於大正十二年(1923)六月十日,為故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博士的長女。昭和十九年(1944)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主修英文學,之後在美國取得三個碩士學位,分別為猶他大學(The University of Utah)M.A.(英文學專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M.S.L.S.(圖書館學專攻)與M.ED.(視聽教育學專攻)等,近四十歲又修完視聽教育博士學分。一九七七年以來任美國聯邦政府的圖書館館長,一九九○年自紐約圖書館退休。

 杜女士是台北帝大第一位台灣女學生,在她之前只有兩位女性,且均為日本人,主修英文學的台籍男生也只有四位(註一)。長年旅居美國,以其專業貢獻社會頗多,著名的有The Marquis Who’s Who Publictions每年登載她的名字、簡歷與貢獻事蹟在其多種出版品裹,包括Who’s Who in the World、Who’s Who in the East、Who’s Who of American Women、Who’s Who in Finance and Industry等。她也是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校友會「清榕會」美國支部會長。三月回台,幸賴呂碧霞女士協助,得以在她短暫的回國期間訪問到她,訪談內容有一半焦點集中在杜聰明博士言行點滴,充分顯露杜女士對父親敬愛至深。

 

選擇文學非第一志願 

 淑純是我的中文名,英名susan,進第一高女時改名日純子,光復後回復本名。我從台北第一高女以優等生畢業後,去日本東京駿河台女學院讀英文學,畢業後回台進入台北帝大英文科就讀。受到週遭朋友都去日本讀東京女子醫專或昭和醫專的影響,我原本想讀醫專,但又怕看到血,對外文也有興趣,進退維谷。父親觀念開明表示隨我意,但宥於當年社會規範,他說女生在外拋頭露面,只怕先生不諒解,即使學有專門也不能進修,若是讀文學則婚後在家仍可自修創作;經過父親這番分析,遂選擇英文科就讀。

 當年女生讀大學的很少,據我所知前輩只有兩位,而且都是日本人,一位是日本教授夫人石本(昭和十四畢),另一位是大森政壽女士(昭和九年畢),大森女士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後來和文政學部的法律哲學教授中井淳結婚。 

 那時在籍與我一同專攻英文學的日本男學生有六、七人,女學生三人,只有我是台灣人。同班的兩名日籍女生,一個叫野上柳子,後來結婚生子,中途輟學回日,另一位山根敏子,為農學院教授的女兒,畢業後留台一段時間,戰後返日考取第一位女性外交官,奉派去紐約擔任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四年後返日述職途中發生空難去世,她父親曾出版紀念文集,我也寫了一篇文章懷念她。

 在台北帝大學生中,女學生屬於少數族群,所以男學生對我們都很好奇,下課一直找機會講話,還不時尾隨我回家。怎麼知道他們跟來?我家住大正街三條通(今林森北路67巷57-63號),每天坐巴士通學,那時有的男學生穿木屐,我離校後一路走去巴士站,身後木屐聲不斷;雖說是同學,我並不想讓人知道我家在那裡,所以在巷弄裡繞路,然後倏地轉彎快跑以擺脫跟蹤。此外,還有一位從韓國來的日本男生,人長的帥氣又斯文,收假從韓國回來還帶幾盒巧克力糖送我示好,巧克力糖在當時是很珍貴的禮物。

 

師生情誼深厚如家族

 我的主修是英文學,副修是德文,選科則有西洋史、中國文學史、日本文學、教育學、哲學概要、語言學、法語等,一般上課方式以老師講學為主,討論較少,不過隨時可以去研究室找老師談話,而政學科學生有興趣的也可以跨系聽課。教學資源豐富而多元,我在學這些年本來在電影館也有英語影片可以觀賞,學習語文,不過美日開戰之後被禁,對我們而言是一大損失。

 在當時的文政學部,大部分男生主修政學科,專修文科的比較少,所以文科老師對學生個人指導機會也比較多。那時有一位義大利籍老師Mr. Der Re,倫敦大學畢業,偕同英籍太太和女兒來帝大教英文科,他喜歡寫詩,常叫我去他的研究室聽他吟頌新作,然後問我意見,又贈送我他的詩文,他和父親是好友。後來還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徐教授開授北京話,聽說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幸罹難。

 正教授矢野禾積是位真正的學者,在日本學界也是頗富盛名的詩人,他曾任職第五屆文政學部長。副教授工藤好美則從美學角度研究文學。老師們常在特殊節日邀請學生去他家吃飯,師生關係有時像家族一樣,除了課業,更有個人情誼。

 男生向來有軍訓課,女生則無,中日交戰多年之後,西方國家加入戰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兵需日亟,男同學都被徵召入伍,所以那幾屆皆提早半年畢業。日本政府攔截不少菲律賓、印尼戰俘以及美國的信件,都拿到台北帝大要我們解讀;因此英文科的男同學起初並未被徵召,不過他們最後都還是上了戰場,同班同學西松由弘從此失蹤,另一位同學須摩政敏從軍,乘高千穗丸時被水雷擊沉,在海上漂流了五個小時以後獲救。

 除了修完規定課程,還要提出畢業論文並經審查通過才能畢業。我提出的畢業論文題目為「On the View of Death in Alfred Tennyson’s In Memoriam」(英國詩人1800~1892;1850~1892為桂冠詩人)。有鑑於當時戰爭越來越激烈,人們每日遊走在生死邊緣,頗有所感,所以我選擇這個題目做畢業論文,我覺得是符合現實感的研究。

 

遊歷歐美專攻圖館學

 帝大畢業後去上海結婚,住了約莫二、三年回台,暫住家中,然後在台北市立女子中學教英語。三年後三弟杜祖健即將從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於是陪母親去美國參加畢業典禮,之後就留在柏克萊的加州大學讀書。一九六一年十月與母親聯袂出遊,當時觀光旅行不發達,一切手續都要自己辦,我去辦出入境手續,母親(註二)則負責看行李。六十多歲的母親曾在東京的美國教會學校唸書,小時即學過英語,文句雖不是頂流暢,但尚可使用單字溝通,母女就這樣遍遊歐陸和東南亞,回到台灣時已是隔年三月。

 不久即陪著唸初二的兒子赴美求學,為了讓他盡快適應環境,幫著查字典學語文,兒子很快進入狀況,半年後我有多餘的時間,遂回學校進修半年,取得猶他州立大學英文學士。本來想就此回台教書,偏巧女兒也要來美國唸書,回不去台灣,勢必要定居在美國了。所以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唸圖書館學,獲得M.S.L.S.碩士學位,在大學圖書館任職主任兩年以後,再回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唸Medical Librarianship,獲得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及Americ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tion的證書;適逢圖書館視聽教育興起,遂再念視聽教育,取得M.ED.碩士學位,並繼續攻讀博士。

 攻讀博士期間,發生石油危機,經濟不景氣,工作越來越難找。有一位工業博士朋友,寄出一千封應徵信函竟沒有一封回覆。現實環境促我重新思考,想想自己也快四十歲了,畢業後吃頭路還要從基層做起,何況學得越精越難找到合適工作。所以當聯邦局圖書館要聘我時,我毫不猶疑就去工作,即使當時已修畢博士學分,而由於論文沒有完成,所以也沒拿到博士學位。此後廿餘年擔任過各類專門圖書館館長,從大學、陸軍醫院到美國聯邦政府國防部陸軍土木工程處,並到世界各地出席國際圖書館學會議,考察圖書館工作等,六十七歲從紐約區圖書館退休(1990年八月)。

 

感佩父親行誼憶難忘

 我排行老大,有四個弟弟,因為只有一個女兒,所以父親很疼我,去那裡都會帶我去見識,他的朋友我都認得,也比較清楚他的為人。父親做事有志竟成,我自嘆弗如,例如他去中南部出差,總會隨身帶著法文或德文書,利用坐火車的時間閱讀,而我因車身搖晃不舒服只是休息。回到家他也是稍息片刻,隨即又去讀書,而他每天至少練字一小時,持之以恆終成大家。他的時間總是能配合得恰到好處,讀書、練字、健身而外,教學、研究、服務社會樣樣盡心盡力。更由於雙親極為恩愛,被公認為模範夫妻,不少人找父母親做媒、證婚,真正撮合有紀錄為憑的達兩百多對呢!

 父親不因奉獻社會的時間很多而忽略我們,他從不打罵小孩,而是從生活與遊戲中鍛鍊我們。我國小時,父親每週三下午會帶我們去淡水海水浴場游泳,那時蛤仔用手撈都撈得到,晚上就帶回家煮湯喝。星期天多去爬山,台北近郊如三芝、大屯山、七星山等都爬遍了。父親從小在淡水三芝山上長大,祖厝現在還保留著,我們常常從台北搭火車在淡水鎮下車,到父親大兄的大兒子杜麗水(後為鎮長)家集合後,一同登山,餓了就在路邊麵店小吃裹腹。

 登山對他而言是興趣,然興趣之外不忘研究。他專研藥理學,所以也沿路採集植物標本,而帶我們同行共享親子之樂,同時也是訓練。父親在家中庭院蒔花種草,澆水是我和大弟每天例行工作,早上若沒有澆花,就下課回來完成。

 有一件事我想在此澄清,父親從小到大每回考試都拿第一,醫學考試成績優異,但是體格檢查得丙,本來醫學校教師擬議不通過入學,但校長(編按:代理校長長野純藏)愛才,表示要讓他試試看;其實他是勇健的人,從來不生病,當年體檢只是少年,未符成人體格標準,並非身體差。

 他是很有創造力的人,工作繁多,休息得少,仍精神奕奕。他在九十歲慶生會上曾分析自己長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父母賦予他好體質,二是自己懂得照顧,三是生活環境夠好,又幸好沒有事故發生。

 父親對台灣醫學及醫學教育出力最多,他說台灣人要做台灣本土的研究,所以他做藥理、中西藥合一以及流行病如瘧疾、蛇毒等研究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鑑於他在藥理臨床與理論顯著有成,在帝大醫學部新設要選藥理學教授時,他的老師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森島庫太和東京帝大教授林春雄兩位藥理學界權威聯名推薦他主持,而成為台灣人在日本時代任官最高位,期間曾因他是台灣人且非東京帝國大學出身而遭到反對。光復後負責醫學院移交接收工作並擔任院長,任內致力醫學院軟硬體建設,為醫學院奠定深厚的基礎。

 

注釋

註一:這四位台籍男學生分別是陳欽錩(昭和七年)、魏根宣(昭和八年)、林啟東(昭和十一年)及林龍標(昭和十二年),林龍標在台灣,林啟東旅美。

註二:杜夫人林雙隨女士為霧峰林家閨秀,自幼去東京留學,青山女學院畢業,音樂家。一九二二年五月廿日與杜聰明博士成婚,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台灣醫學之父

    杜聰明博士一八九三年農曆七月十四日生於台北淡水,舊稱北新庄車埕百力戛腳的地方。一九一四年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去日取得京都帝大醫學博士,為台灣及東南亞全地域獲得日本醫學博士第一人。一九二一年受聘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間中央研究所技師,敘高等官七等(1942年陞敘一等),更成為第一位醫科方面的高等官。

    專研藥理學;一九三六年醫學部成立時受聘,成立藥理學教室,指導後學從事多種藥理學研究,其中蛇毒、鴉片及瑪啡慢性中毒之治療研究最受稱道,並為台灣最早主張中西藥統合的學者。光復後,任醫學院首任院長,篳路藍縷,開創格局,其後受台灣人民及教育部所託,在高雄創設高雄醫學院而任職院長,遂於一九五三年辭卸台大醫學院院長,致力培養本土醫學人才,受他指導獲得醫學博士的後學約有五十人。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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