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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友專訪1

Posted By admin On 十一月 1, 1998 @ 2:11 下午 In 第8期校友季刊 | No Comments

田長霖院士:柏克萊加大首位亞裔校長

林秀美

 

    編按:田長霖院士是母校機械工程學系四十三學年度(1955)畢業校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機械博士。在美從事研究四十年,為國際「熱輻射」權威,更是位傑出的教育家,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其訓練子弟兵之嚴謹,博得”Tien‘s Army”(田氏軍團)美譽。歷任柏克萊加大研究副校長(1983-85)、任爾灣加大執行副校長(1988-90)等職,一九九0年被遴選為柏克萊加大校長,成為該校創立一百廿二年來首位亞裔校長,任內募款逾八億美金,解決因州政府削減補助的財務窘境;以「多元而卓越」的理念治校,即使生命受到威脅亦不改初衷,被喻為「現代大學史上學術領導者的典範」。去年六月底卸任校長一職,為表彰他任內貢獻,柏克萊加大特頒贈該校史上第一枚總校長獎章給他。

 十年前獲選中研院第十七屆數理組院士,致詞時以廿一世紀三大趨勢「民主化、國際化、科技化」期勉中研院及國內學界。今年七月回國參加院士會議,於百忙中抽空受訪。田院士在學術行政工作經驗豐富,對募款與治校有其獨到見解,值得國內大學參考。

 

少年生命中有太多的diversity

問:您出生於中國動亂的時代,前十年是在戰亂中成長,年紀雖小,記憶必然深刻,回想這十年,對您的影響是什麼?

田:那段時間的確有很深的影響。我於一九三五年出生在漢口,一九三八年日軍攻陷武漢,那時我才三、四歲,我清楚記得在幼稚園要唱日本歌。後來父親隻身到重慶,由於家裏人丁眾多無法跟著,轉而逃到上海法租界,那是一九三九至四0年間的事,隨後父親從重慶來到上海與我們會合,並在銀行找到一份工作,暫時避居下來,剛開始日子過得很辛苦。

 當時上海租界仍隸屬外國領土,而且出入不需要護照、簽證,所以很多人逃難的第一站就是上海,而在法租界裏可以看到法國人、越南人(越南為法屬地),以及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難民如猶太人等,對我而言又是另一種體會。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那年我十歲,稍稍懂事些,看到國民政府回來,和其他人一樣高興得不得了,有點像台灣回歸國民政府時最初的感受,只是時日一久,發現政府貪污腐敗,也是問題層出。一九四九年內戰又起,由於父親是政府官員(時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只好倉促走避,就逃到台灣來。

 初抵台灣,非常不習慣,從一個起居有佣人使喚、出入有汽車代步的寬裕家庭,變成一個無家可歸、全家十二、三人擠在一間十個榻榻米大房子的難民;物質環境瞬間由奢入儉的痛苦,至今令人記憶猶新。

 我的人生當中有很多的diversity,進建中也是。當年外省學生多半讀附中,但大家普遍認為建中最好,因此我還是考建中,由於沒有任何學歷證件,遂以同等學歷考插班,進入建中二年級就讀。同班同學80%以上是本省籍,所以我的好朋友都是本省籍,有一個要好同學的父親在「二二八」時失蹤,當時我們不知道他到底去那裏,現在當然明白他已經罹難了。

 我一生經歷許多不同的生活體驗,其中最大的教訓是:學會如何面對成長過程中不斷的逃難與挫折,能夠不氣餒、不中輟,突破困境,適應新環境。

 到了台灣生活逐漸安定下來,雖而父親卻因不堪多次逃難及家中沉重的負擔,於一九五二年辭世。

 

職籃明星夢畢生難圓最是遺憾

問:在您的傳記中提到,當年您為了父母期望您有一個安定的工作,而進工學院就讀,日後也在相關領域裏一展所長,除此之外,有無興趣在其中?

田:家裏對我日後志業的選擇具有決定性影響,尤其是父親。父親唸的是物理,後來轉到財經領域,對逃難尤其感觸良深,因此他認為我應該讀理工,學一技之長以為生活的憑藉。考試那年是大學聯招開辦的前一年,我先後去考了台大、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前身)、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和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結果全部榜上有名,我當然是選擇台大就讀。

 不過那時我最有興趣的卻是打籃球,我夢想的生涯就是職業籃球員,不幸的是我的身高一直沒長高,十六、七歲進台大時五呎六吋,後來一直還是五呎六吋,現在年紀大了可能還縮小,大概只有五呎五吋囉!

 雖然我個兒不高,但我有衝勁、速度夠,所以籃球打得不錯,畢業後進陸軍官校服役也在校隊,自恃勤快,以為世上沒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的。偏偏天不從人願,在官校打球時腳受了傷,再者我心裏著實明白到美國絕不可能打職籃,才開始專心鑽研學問;未能實現職籃夢是我此生最引以為憾的事!對我更是一大教訓:任憑你有再堅強的決心與毅力,還是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如今年紀漸長,不可能做球員了,可是我還一直希望當籃球教練哪!所以在我擔任大學校長期間,對體育運動給予百分之百支持。

問:在書中,您曾提及籃球運動讓您學會自制、協調及團隊精神,對於您日後處事有極大助益,除此之外,對於大學四年的求學生活未多所著墨,能否談談談在台大讀書的情形?

田:打球是種team sports,從中可學習領導、毅力及自我節制的能力,對我日後待人處事的確裨益頗多。台大四年,我天天打籃球,經常一天耗四、五個小時在球場上,和我同年的沈君山先生以及多位國手都是當年球友。

 打完球就是到西門町看電影,成都路一帶的大世界、國際、萬國、美都麗等戲院,都是我經常駐足的地方,每週總要去看個三、四場電影。看電影的花費則從家教的薪水支用。父親過世之後,家裏經濟不是很寬裕,所以兼家教補貼零用,那時很多學生都如此。

 雖然我的成績名列前矛,但讀書並不是我最大的興趣,加上課業不像現在這麼吃重,當時的想法是得過且過;平時書唸得少,考前臨時抱佛腳,也許是打球練就的好體力,開夜車的工夫就是比別人行,畢業後,考全國高考的機械工程科,也獲得優等第一名。

 

加大自由風驅策他推動多元化

問:走上學術研究之途是否為預期中的生涯規劃?您給自己的標竿是?

田:一九五六年我到美國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爾大學唸書。這所學校排名非常低,但是她給我全額獎學金,成了我惟一的選擇,而我其他同學都進很好的學校,不過後來回想起來,這對我卻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經驗。當時美國南部還是一個黑白種族分明的社會,舉凡吃飯、喝水、上洗手間、搭公車都完全隔離,過去被灌輸的人權思想在我腦海中迴盪不已,直覺得人的尊嚴不該受此屈辱。後來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推動多元化,很多人不解地說為什麼你那麼勇敢,甚至於和州長等有力人士辯論;其實,那不是勇敢,而是我深有所感,而讓我打良心出發去做。

 四十年前的台大和美國大學有很大的差距,也因此給了我一個喘息的機會,有機會加強數學、物理和化學等基本課程,後來轉到普林斯頓大學,發現後者與之前的路大簡直有天壤之別,一時造成我莫名的壓力,加上我在出國前談了戀愛,雙方家長挑明了要拿博士才能結婚,所以那時什麼事都不做,就只拼命讀書,一天讀十八小時,心想早點拿到博士,就可以結婚了!一九五九年六月我畢業,以廿個月時間創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碩博士學位最快的紀錄。未婚妻隨即於美國國慶日來美相聚,七月廿五日倆人成婚,自助旅行渡蜜月,到了柏克萊就留下來,轉眼間卅九年過去,就任柏克萊加大教職那年我才廿四歲,連英文都講不好。

 柏克萊加大對我影響很大。這所學校位於美國西部,濱臨太平洋,感覺上與亞洲比較接近,而且風氣自由,思想前進,只要努力,機會很多。我一路從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校長升任校長,我想若不是在柏克萊,這些機會都不會有,這是我頭一年到肯塔基州讀書時連作夢都想不到的事。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美國社會變化極其快速,從原本黑白極端分明,到後來居然讓一個黃種人做他們重要大學的校長;這樣的轉變表示美國社會非常開放,有很多機會。不過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歧視,許多地方因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差異,共識難以凝聚,遑論形成認同,所以我致力於推動多元化,促進大家相互了解;而我之所以如此執著,想是和我生命中有太多的diversity經驗有關,只可惜後來產生反潮,把平權政策修改了。

 

募款高手的成功之道惟在溝通

問:在柏克萊加大校長任內,您為學校募集八億美金,創下記錄,您曾經指出「募款要有創意,要讓對方覺得被需要……」等等,是否能談談這方面的實際作法,供國內大學參考。

田:在擔任校長之前我是副校長,負責募款已有一點經驗。很多人說公立大學沒辦法募款,因為納稅人說「我們已經把稅交給你們了,你們為什麼還要募款?應該由政府支持你。」其實不然,我辦大學募款最重要的理念是:我的工作不是募款,而是要把大學的重要性,大學為社會服務盡力的地方讓社會知道。如果學校溝通做得好,許多人自然而然會支持大學,因為他們會覺得支持大學就等於支持自己、支持我們的社會。社會上有很多好心人,而且願意奉獻社會事業,惟一的困擾是到底他要支持什麼樣的機構,以及支持之後是不是有用?

 在柏克萊加大校長任內,我一年募一億八千萬美元,平均一天要募五十萬,箇中辛苦的確不足為外人道,但是常常很多人是自掏腰包,其中有半數非校友,他覺得支持我們就是支持他自己。

 台大是一所歷史悠久、極具潛力的大學,數十年來培養出無數傑出校友,包括總統、副總統在內,於國內外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各領域人才濟濟,頭角崢嶸,若能不斷讓社會大眾了解台大的重要性,自然會有人主動捐款贊助。我和很多捐款人第一次會面的談話,都先聲明我不是來募款,而是來和你溝通,讓你知道為什麼柏克萊加大很重要,很需要你的支持。如果一開始就說要募款,勢必令很多人退避三舍,下回就不理你了,反而得不到效果;我從不先向人家要錢,我希望人家自掏腰包,而且很樂意自掏腰包,我經常從這個方法著手。

 募款是一門很大的學問,這裏面有許多具體的作法,其一就是應該經常跟校友保持聯繫,千萬不要一聯絡就要錢,而是,你就是不捐錢,我也跟你聯絡,不時將母校重要的動態讓校友知悉。然而,不論是要和校友保持聯繫或是掌握其動向,首先要建立完整的資料庫。比方說,我在約見某人之前,對這個人的運動、飲食、閱讀等各方面嗜好都要儘可能先行了解,甚至得知他最近看了某本書,我也趕快去翻翻這本書,然後在談話間無意提及,他便會覺得我們倆人很知心。總之,就是要讓他感覺你跟他特別好,這有很多技巧,一言難盡。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資料庫要很詳細,就像調查局的調查一樣,再者經常保持聯絡,不能要募款時才聯絡,待對方捐了錢就一年音訊全無,第二年又去要錢,這是行不通的。

 募款絕非說做就做,一蹴可及,必須要有規劃。目前我們有兩百位全職員工在做募款工作,都是非常專業的人才,由一位副校長專責主管。這個部門也不以募款為名,而是稱之為”university relations”,以建立學校與外界互動關係為旨。

 

自許衝破玻璃天花板再創高峰

問:您在柏克萊加大校長任內,致力於推動大學課程多元化與國際化,而台灣目前的高等教育也正在進行教育改革,根據您對台灣的觀察,是否請您對台灣的大學提供建言?對於母校,您的建議是?

田:台大的進步是很了不起,而且台大的學生素質特別高,在美國,包括我自己的實驗室,如有從台大來的留學生,我們都另眼相看。當然台大也有許多缺點,因為她是一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學校,有許多積習難改,甚至外頭說台大有一流的學生,其他都比不上學生的素質;台大若要維繫台灣高等教育龍頭地位,有些地方確實需要重整旗鼓。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跟上時代。學術研究固然有其長遠性,但不能完全與社會脫節,台大應該規畫、拓展許多新的學術領域,很可惜的是,有些新領域可能已為其他大學如成大、清大、交大等校所超越。近年台灣正在進行全面性的教育改革,值得稱許,只是有些觀念或不正確或運用失當,如教授治校、校務會議擴權等,很難大刀闊斧力行改革,這些都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問:您自校長一職驟然引退之後,近來常往來於美國、台灣、香港與大陸四地,目前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您的生涯有些許轉變,請問您的規劃是?您自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田:出任加大校長七年來,各方評價很好,一方面我想這是功成身退的時候,另方面,我既然成為美國一流大學的校長,可說是已經進入美國核心社會,與上層決策核心也有實際交往,該為提高華裔、亞裔族群社會地位盡點心力,遂決定辭職。目前我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每月至少來亞洲一次,以一個具有華人血統的身份,能為海峽兩岸三地與美國的互動擔任中介協調的工作,感覺很踏實。

 自幼接受東方文化的薰陶,又受國家栽培多年,我深深以為該是我回饋的時候了,所以我經常回來台灣,如今年回國參加院士會議,我就在會議期間為推動台灣科技教育喉舌。

 過去這一年傳聞我會入閣,未嘗不是我期望衝破的另一個重要的天花板。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尚未出現華裔或亞裔的內閣部長,由於我在美國教學研究多年,學界推崇我是第一位擔任知名大學校長的華裔人士;離開學術行政,立刻被企業界延攬為董事,也被稱許為第一個入主大企業的亞裔股東;而我個人則以能為中國人盡點力而感到驕傲,這是我的義務,也是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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