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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

社會科學院院長許介鱗教授

以台灣文藝復興為己任

林秀美

 

 法學院是台大最古老的學院之一,擁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四個系所,以及三民主義、新聞學兩所研究所,1999年8月法律系所獨立成為法律學院,原有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也將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現有教師108人,兼任教師60人,日間部學生2200餘人。

 由於徐州路校地有限,無法呼應發展需求,社會科學院規劃分階段遷回校總區,第一期已在復興南路校門口附近空地興建完成部分校舍,陸續遷回社會系、三民主義及新聞學研究所,二期以後工程則在規畫中。

 許介鱗教授於1996年12月獲選為法學院院長,上任後大力提倡「台灣文藝復興」,推動校園環境及人心美化工程,他說這是他參選院長的目的,也是他此生戮力以赴的理想。

 

重塑人心美的情操

 中世紀末以迄十六世紀的歐洲,都市工商繁榮,中產階級興起,從而萌生掙脫封建制度與神權思想桎梏,而以人為本的新人文主義運動;此一運動希冀從古希臘羅馬文化尋求新義,影響深遠,是為「文藝復興」。

 時至廿世紀末,促成當年文藝復興的自由市場經濟早已席捲全世界,只是高度的物質享受腐蝕人心;有鑑於此,許院長提出「台灣文藝復興」、「亞洲文藝復興」的呼籲,強調「亞洲本身有自己長久的文化傳統,未必要追隨西洋的模式,應該擁有自信,去構想一套屬於亞洲文化的文藝復興」。

 基於身為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許院長自許以推動文藝復興為終生職志,尤其台灣學界長久以來重理工、輕文法,教育淪為知識教育或技能訓練,所謂知識份子一味追逐金錢、權位,「以法律系來說,大部分學生用功苦讀無非是為了考取司法官或律師,若能考取則收入豐厚,凌駕教授之上甚多,以致學生顯得心高氣傲,非但不懂得尊師,甚且知法犯法;培養如此能力優秀但心靈不美的人,非社會之福」。

 因此,他認真思考:如何在知識的教育之外,培養「真、善、美」兼備的公民?不過,他也體認到真與善非一人之力可以做到,只好退而求其次,從美的追求做起,美化校園是他落實主張的第一步,他相信外在環境美化可以潛移默化人的心靈。

 

妝點校園風華之美

 所以,法學院外牆牆柱上鑲嵌著陶瓷版畫,弄春池池水裏放置了高科技的生化磚(可分解魚類排洩物),垂垂老矣的柳樹再度甦活,只是通道的中庭變成論談沙龍,國際會議廳、辦公室、教員休息室、教室迴廊甚至廁所掛滿畫作……。若說校總區椰林高聳、腹地廣闊,像個堂堂書紳;那麼,位於徐州路上的法學院,垂柳輕擺、風姿綽約,宛如典雅仕女。

 法學院前身為日據時代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建物歷史悠久,已成為台北市市定古蹟。日據時代所築的外牆迄今完好,惟光復後堆高的部分已腐朽,趁重修之便,許院長略加巧思,請來師生、校友舞文弄墨一番,將作品燒製成陶瓷,鑲貼在206根牆柱上,其中畫作、詩文各103幅,牆柱頂端還安上燈罩,入夜點燈,饒富古意。許院長語帶玄機地表示,陶版206幅與人體骨骼數目恰好一致,若無破壞,可以保存長達五百年。

 此外,為了淨化弄春池池水及醫治病危柳樹,特地請來日本園藝師傅操刀,還慎重其事地為弄春池的重生舉行祈禱式;為了提供學生更多討論的空間,重新整理法學院中庭,期能在此摩擦出更多學問的火花。

 「我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大部分人不是汲汲鑽營如何攫取資源,就是以此作為卡位跳板,但我接任院長之後,除了把個人收藏品捐出來,還自掏腰包買畫,有人開玩笑說以後沒人敢當院長了。回頭想想這三年的付出,其實蠻有收獲,至少從前教員因意識形態不同而交惡的現象,因著校園氛圍的改變拉近距離,漸漸和氣起來」。

 

破除門戶科系整合

 對於教學,許院長主張應破除系所門戶之見,進行課程整合,因此對前管理學院院長張鴻章教授主張大學部不分系的看法,深表贊同。他進一步指出,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科系分化日趨專精,惟都僅止於知識教育,所學和生活沒有必然相關,心靈建設部分更是付之闕如,即使有學程和通識教育補救仍嫌不足;改善之道有三:一、減少必修課,開放更多選修,對學生是適性發展,對老師則有督促作用。二、系所聯合開課,以促進師生交流、加強知識統合,基於社會科學與法學關係密切,未來兩院仍應合作。三、台大等國立大學應以發展研究所為導向,大學部則放手予私立大學。

 研究方面,近年在院的主導下已成立三個跨系研究中心,促進科系間研究合作,如以政治系為主的中國大陸研究小組,以法律系為主的大陸法制研究中心、國會法案促進小組等。另外從1997到1998年間,院本部亦主辦多項國際研討會,如亞洲文藝復興、中國與東亞:廿一世紀的課題、台灣與日本的現狀與問題、近代日本與台灣、原住民的權利等;在在都是許院長於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具體措施與努力。

 

憂心台灣教改偏向

 對於這些年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教改運動,許院長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味仿效美國學制未必正確,尤其憂心近年教育預算刪減和學費自由化走向,已使台灣教育面臨空前危機。「美國學制有他們的歷史文化背景,不能一概仿效,台灣不論是推動小班教學或提高導師待遇,仍然以金錢為導向,而有些老師還是耽溺於股票市場;人心不改,教改註定失敗」。

 許院長曾為文疾呼教育投資是台灣最大的資本,然自從實施國立大學自籌一定比例校務基金以及教育預算15%最低門檻在1998年被撤銷之後,國家對教育的投資已明顯縮減。身為研究者,對於圖書期刊經費的短少最是敏感,「一所好大學的評鑑指標有二:老師與圖書設備。本校從日據時期創校迄今,圖書期刊藏量年年增加,如今費用竟然被刪除,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大學做研究要有期刊,國家卻將錢拿去買戰機,實在太荒繆了;國家不重視新知,這是滅亡的前兆」。

 對於學費自由化導致高學費,而可能排除優秀的貧寒子弟,他也深覺不公平。他以個人為例,由於家境不寬裕無法供他讀書,轉而唸公費的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小學教員,並決定繼續讀書以求突破,考進台大政治系就讀。因為當年學費、伙食費都低,才得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之後考取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東京大學攻讀憲法,成為東大第一位憲法博士。若非國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他自忖無法完成夢想。

 

 這位法學院「末代」院長、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即將於2000年7月榮退,任內最後一項工作要為社會科學院選出新院長,以便交棒。他期望新院長能接續他的夢想,把校園文藝復興擴大至全台灣乃至亞洲,然後及於全世界,終結西方物質主義,廿一世紀要體現的是精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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