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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特別報導

台大外文系課程革新之回顧與展望

文/張漢良(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台大外文系和大多數非英語地區的英文系一樣,向來面臨著課程規畫的兩難式。一方面,它仿照英語國家的英文系,擬訂了文學史、斷代和專家研究等課程,其所遵循的教育哲學是所謂的「文化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 或者,從我們的觀點來說,是「跨文化傳遞」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英語非母語,第二語言的學習(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因而變成課程另一核心,此類課程遵循的教育哲學乃是「個人實現」(individual fulfillment)。長久以來,這二種相反的課程原則持續角力,我們也不斷試圖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點。

    1960年代中葉,朱立民教授與顏元叔教授所推動的課程規畫,不妨納入上述歷史結構來衡量。當時各項改革中比較重要的建樹包括:「文學作品讀法」的引進,「歐洲文學史」的增加,以及「英國文學史」延長為二年等。此外,顏元叔教授將「中國文學史」列為必修,算是比較特殊的作法;這個作法在此倒可以引發我下面的討論。

    表面看來,這些課程規畫是正面的,但若吾人仔細考察今日實施情況及授課所用教材,我們卻發現,台大外文系的英美文學教學可以一個字形容,那就是:decontextualization(即「去歷史脈絡」)。照理說,新增課程皆與文學「史」有關,怎麼會「去歷史脈絡」呢?其實答案不難尋找。各位只要比較外文系與中文系教師所受訓練,即可立見端倪。中文系有堅強的經學傳統,除了造就文字、聲韻、訓詁、校讎、考證專家外,也加強了文學研究者對歷史脈絡的觀照,因此在從事文學研究時,不致孤立其課題而僅作純美學的探討。我在這裡所謂的「歷史脈絡」,包括作品多向度的外在和內在因素,例如歷史語言知識,作者的生平,氛圍、出版的客觀條件對文本的影響等等。台大外文系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忽視,我們自封的莎士比亞學者不少,多數在作「文意彰顯」的唯心工作,沒有人可以專業化地作版本學研究。更無人精通古英文、中世紀英文;或者能從事任何一個作家全集(corpus)的總整理。當我們在「文學作品讀法」或「英國文學史」讀華滋華斯或但尼生的時候,似乎總是(或只能是)拿作品作所謂形式主義的閱讀,並美其名曰「為藝術而藝術」。

     本系同仁泰半未受嚴格的傳統文學方法論訓練,無法作傳記、考據、版本的研究。六零年代引進半套似是而非的「為作品而作品」的、未經反思的新批評細讀,同時拋棄了從未生根的歷史研究。但究竟何為「細讀」?試問:我們教「文讀」的老師,有誰能作十九世紀德國的philology式分析,或以現代結構語意學為基礎,在字詞之下,作音位(phonemic),文元(graphemic)及意元(semic)分析?-所謂「細讀」,其實「粗」得很。若自己沒有能力作其他研究,也不願「故作謙沖」貌,反倒一以自己的閱讀方式為是,結果不但誤導學生,也誤導其他行外的人(譬如當年中文系的人認為外文系的人都是新批評家),以及台灣的學術次團體,和最大亂源媒體。終於形成目前學術界價值的混亂。

    去脈絡化的發展,近幾年有另一意想不到的發展。詮釋者暴力地挪用自己的「歷史性」,認為自己存在的脈絡及「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行為,可無限上綱。隨著新歷史主義或(後)殖民論述的興起,九零年代台灣的英美文學學者更振振有辭地強調自己在族群、性別、意識型態的主體性,對傳統研究益加不屑一顧。近幾年來台大外文系的課程,或教師所進行的研究,與傳統研究「相關」者比率甚低。博士班招生時,申請者幾乎清一色,十年前是解構,近五年則是第三世界女性書寫。近年來台大外文系教師獲國科會獎助的論文有不少張愛玲、白先勇、族群意識的研究,都算在外國文學門的帳上。試問:這些研究本身沒錯,但與外國文學何干?獎金分配的排擠效果加上食髓知味的惡性循環,使得益發無人願意從事傳統研究了。

    從2000年開始,台大外文研究所開始推動課程改革。由於中世紀及文藝復興學者在國內難尋,我們在《泰晤士報高教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和《現代語言學會職業通訊》(MLA Job List)刊登廣告,徵求中世紀及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專家。應徵中世紀的包括一位紐西蘭藉,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文憑的學者,後另有他就,但本系聘得一位英藉十七世紀的聖經版本學專家。本人不怕人恥笑,決定從頭做起。

    2001年,我們徵求英語史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到台大外文系任教。這也可提供國內博士生撰寫論文的一個求職指標。我希望,從明年開始,外文系的學生在大一英文課堂上,不要再重複學習他們可以從「作文」、「文學作品讀法」、「書報討論」或「口語訓練」等課程,甚至網路上獲得的知識;而能接受英文作為一門學術的嚴格訓練,比如讓英語史專家教授他們古英文、中世紀英文,進而暸解英文的沿革。如此一來,當他們在日後上到《貝奧武夫》、喬叟、史賓塞、莎士比亞、姜生,甚至詹姆斯和福克納的時候,對於英文或美文能有一種立體式的、系統性的、符號歷史結構性的思考──此處無法詳述。我相信,這樣的作法,是為英美文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作奠基的工作。此外,在台大外文研究所方面,鑑於以往學生有嚴重偏食、傾向以過時的二三手西方理論作研究的情形,我們已經改革舊有制度,要求學生做配套式的選課。

    我們期望扭轉文學研究一窩蜂和通俗化的現象,使「英美文學」這個學門在台灣生根,也因此破除「台灣學者──縱然是外文學者──所作研究必須與台灣當前社會情況有關」的迷信。

    以上構想的實踐,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尤其校方行政系統的支持。事實上,我們最大的阻力反倒是來自校方。數十年來美國文化主導的影響,學英文、說英語竟然成為國人潛意識裡的迷思,教英語變成外人眼中外文系的本務。外文系一半以上的人力皆花在為外系、所,深化、強化這個迷思上。這幾年校方成立了許多無師資的教學單位,如教育學程中心,不斷需索,加上某些執事者執迷拔扈,對學術專業毫無尊重之心,使得改革益顯無望。本人能有此機會表達,十分感激。深望校方能為台大學術前途設想,對各系的學術專業予於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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