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印此頁 列印此頁

學院動態

踵武昔賢‧斐然著述─

近三年「胡適講座」文學院得獎人訪談錄

 採訪整理/彭美玲(中文系助理教授)

 

胡適講座沿革

 

 為紀念胡適之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化的貢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委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台灣大學設置「胡適紀念講座」,每年遴選中國文學紀念講座教授乙席,聘期一學年。往年獲選者有本校中文系林文月教授(79、80、81學年度)、羅聯添教授(82學年度)、何佑森教授(83、85學年度)、周富美教授(84學年度)、曾永義教授(86學年度)。而自88學年度起,文學院講座審議小組成立,負責相關審議事宜,並向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推薦講座教授候選人,於是將胡適講座候選人研究範圍由原來的中文領域推及歷史領域,九十學年度起更擴大為人文研究,同時訂立了講座教授的資格規定─候選人須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獎,或七年內曾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五次(含)以上;候選人得由個人自行申請、系所推薦及由文學院審議小組主動推薦;獲獎者應於當年對全院或全校開授講座課程,或擔任講座演講人若干次;獲獎者三年內不得再度接受推薦。近三年改制以來得獎者分別是中文系王國瓔教授、外文系張漢良教授、歷史系梁庚堯教授。

近三年得獎人小檔案

88年度得獎人:

王國瓔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民國83年起任教本校中國文學系。研究專長為中國文學史、陶淵明、李白。

89年度得獎人:

張漢良教授,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外國文學系,近幾年亦曾兼為系主任。研究專長為文學理論、書寫系統、符號學。

90年度得獎人:

梁庚堯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專長為宋史、中國社會經濟史。

 

王國瓔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自台大中文系畢業後,即出國留學、執教多年,是什麼機緣回到國內?感覺如何?

王:我大學一畢業就出國,而且「一去三十年」─在美國待過十年,在新加坡更長達二十年。我和外子(編按:即蕭啟慶教授)之所以回國,一方面是為了可以就近照顧年邁的父親(編按:即王叔岷教授),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自己所學,教教國內的子弟。在台大中文系任教,有機會和過去熟悉的學長、學弟妹共處,感覺分外親切。況且學生的反應也還算不錯,先後被學生評選為優良、傑出教師,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問:聽說您已將「胡適講座」的獎金捐贈給台大中文系?

王:我得到「胡適講座」的榮譽,是經台大中文系推薦,因此把原來的四十多萬獎金湊足到一百萬,捐贈本系成立「王叔岷教授學術交流基金」,以利邀請海外或其他院校的學者來中文系做學術演講或學術交流。

 

問:請問您怎樣走上研究之路?

王:該說是自己的興趣和家庭環境造成的吧!從小父親常教我讀古詩、唸古文,又常聽父親談做學問的種種樂趣。其實我年輕時,曾一度憧憬文藝創作,也曾嘗試寫一些少女情懷之類的小說,到後來自知生活經驗不足,閱歷有限,至多只能成為「閨秀派」作家罷了。於是改變主意,決定專心研究別人寫的作品。在我看來寫作比較難,不只靠一個「勤」字,還得配合先天的才情、後天的閱歷等等;而做學術研究不同,只要不怕辛苦,有恆心毅力,總會有些成就。

 

問:請問平常您怎樣讀書?怎樣選擇研究的範圍或方向?

王:我讀書向來純任性情,全憑興趣,無所謂規畫,也談不上方法,只求樂在其中。我研究的範圍和方向,則頗受教書授課的牽引。比方我教六朝文學的課,於是引起研究山水詩、陶淵明的興趣;又因曾開授「中國文學史」課程,必須仔細閱讀不同時代的各類作品,興趣也就擴展蔓延開來,發現許多有趣的題目都亟待深入探討。最近剛完成一篇〈柳永詞的世俗情味〉,顯然已跨出我過去的研究範疇。又正在構思一篇〈娘子救我─中國古典愛情小說中男主角性格析論〉,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國愛情小說裡幾乎看不到「男子漢」,男主角普遍缺乏西方式的騎士精神,遇到挫折,往往不及女方來得堅強果敢、有擔當。從〈李娃傳〉的鄭生、〈白蛇傳〉的許仙,再到《紅樓夢》的賈寶玉,都是如此。再說傳統文論者曾談到的,元人散曲的「蒜酪味」和「蛤蠣味」,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這些我都有興趣研究,只不曉得是否有足夠的時間。

 

問:未來您將如何繼續開展研究?

王:新年度我正逢休假,打算好好把握一年時間,整理這幾年的教學講義與研究心得,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講稿》。這是由於我對目前通用的各本《中國文學史》不盡滿意。像早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經典之作,可謂各具特色。而近年來海峽兩岸分別出版的文學史,體式格局則大同小異,往往採取以朝代、作家為主的單元格式,彷彿是論述歷代作家之史;而我想要以作品本身的源流演變為筆墨重點,用核心主題的方式貫串所謂的「文學」之「史」。譬如論述文言小說的發展演變,就以唐傳奇為核心,回溯其始源,下探其流變,揭示文言小說作品本身在前後年代的發展軌跡,處理其他文類亦然。我想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或許能為文學史提供另種風貌。

 

問:對於後學,您有什麼樣的期許和建議?

王:就中國文學研究而言,在台灣地區的年輕學者,表現不錯,尤其令人欣悅的是,出現不少借用西方文學理論分析中國文學的嘗試。這是一個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其實身處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學術研究已經沒有國界,能夠多參閱歐美和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必然有助於拓展視野,引發思考的途徑。

 

張漢良教授訪談錄

問:請談談先生多年來的研究創獲。

張:早自個人的博士論文研究唐人小說的敘事學開始,我的研究興趣始終不離文學理論的範圍,並以符號學及詮釋學為兩條主要進路;就方法來說,側重歷史性的理論研究;就材料來說,近年來則涵蓋西方古典、中世紀,以及中國古典文獻,期望借用西方文學甚至哲學的理論工具,重新建構與解讀古代文本。比如先秦名家公孫龍倡言的〈白馬論〉、〈指物論〉,《莊子‧齊物論》所謂的「夫言非吹也」,在在可看出中國早期思想家於邏輯與修辭之間的精采角力。

在西方,符號學、詮釋學固然晚至二十世紀始臻成熟,然而尋根探源,兩者皆始於古典時代到中世紀間,它們本是極為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站在比較文學的觀點,我認為致力建構中國符號學與詮釋學乃是當務之急。不論在本所任教,或到捷克查爾斯大學擔任客座,我都開授過「中國符號學」課程,修課學生亦曾獲致具體的研究成果,以Chinese Semiotics「中國符號學專號」之名刊載於英文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

 

問:以您外文系出身的學術背景,卻能回頭來關注中國古典文獻,是否有何特殊因緣?

張:首先是因為家庭背景。至於求學階段,從台大外文系到外文研究所,我一方面逐步獲得比較文學的素養與訓練,一方面更受惠於當年博士班學生必須兼修中文系24個專業學分的規定,像鄭騫、王夢鷗、馮承基、廖蔚卿等先生的課我都修過,可謂深受良師的啟發教益。可惜後來課程改動,本所博士班轉而從事英美文學研究,連帶地專攻比較文學的研究生卻失去了接觸國學的機會。究其實,國內中文系與外文系之間理應有相當的合作空間,比方說課程資源互通,合辦座談會、研討會、專題講演等,若能彼此借鏡,取長補短,其成效絕對優於目前各自為政、不相聞問的閉鎖型態。

 

問:您的治學理念為何?對於後學有何建議?

張: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所謂大學必以學術研究為鵠的,而學術研究必不能離開方法論。有幸成為「胡適講座」得獎人,我對胡氏本人的學術方法論向來深感興趣,最近發表有”Hu Shih and John Dewey: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May Fourth Era”〈胡適與杜威:五四運動時代的科學方法論〉(Comparative Criticism 22[Cambridge, 2000])這篇文章,胡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自有定評,他不僅發揚光大了乾嘉考據方法;推展了白話文運動,以《嘗試集》等開啟新詩創作風氣;還曾在1916年擔任過北大外文系系主任。從各方面來說,他都是我所景仰的學者。

對於年輕學子的未來,我深具信心。顯而易見地,由於環境優渥、資訊發達,時下學生擁有充分的學習機會,他們的外語應用能力也因此普遍提昇──這點我和外界若干人士的看法不同。希望他們一旦進入大學外文系,能及早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思辨與學術能力來。為學貴在有恆,我的治學法要其實很簡單,就是細水長流,因為只有長期耕耘的人,才能在急功好利的世風流俗外安恬自處,不任由喧囂媒體稀釋學術;也唯有這般堅持,才能捍衛文學應有的專業尊嚴。

 

梁庚堯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從事宋代社會經濟研究有年,請問您如何走向個人專精的研究領域?

梁:我們知道中國史上存在一種由北而南逐步開發的演變過程,這個概念觸發了我甫進研究所時的研究動機,碩士論文於是著手探討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博士論文延伸到南宋的農村經濟,由此大致確立了長期的治學方向。當時承蒙林瑞翰老師指導,囑咐我從閱讀《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重要史籍著手,紮下治史的基礎,這些書裡有不少政府詔令、朝臣奏議,可以從中了解時政問題及其對策;此外如宋人文集、筆記小說、方志等,亦足以披沙揀金,篩選出有價值的相關史料。二十餘年時光荏苒,回顧我所經營的宋史課題,大致涉及西北邊糧與宋夏戰爭,食鹽的生產與運銷,財政對政策與朝議的影響,地區發展與城鎮社會,乃至官戶、士人的家境與活動等。

 

問:關於宋代土地利用及社會經濟等議題,何以值得注意?

梁:大約自唐中葉以後,國家已無法維持舊有的均田制,大量土地轉為民間私有。隨著土地開發,百姓滋殖,宋朝政府頗注重農業問題,比方說官府積極刊刻農書,地方官員往往撰有〈勸農文〉,政府不僅鼓勵農民眾提高生產量,同時也注意到區域間的運輸調節。有一種「莊宅牙人」的行業,約等於我們今天的不動產仲介商,唐已有之,入宋更顯活躍。當時土地與房屋交易愈來愈頻繁,這些人就負責引介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而政府處理有關土地買賣、丈量田畝面積、勘定田界畫分等問題時,也會尋求他們的協助。由此可知宋代土地交易的活絡,這是當時商業發展的反映。

從另方面來說,隋唐科舉取士名額猶少,入宋崇尚文教,錄取的員額增多,但這些人未必能長期在職,泰半居家待缺,而讀書人既掌握了知識的力量,由於身在鄉里,自然日益關切地方事務,從而形成了宋代以來地方上的新興中堅階層,他們擘畫經營,出錢出力,設義田、興義學、辦社倉等。這種情況到了南宋已頗顯著,至明、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蔚為士紳者流,對於中國地方社會每每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未來,我將繼續致力於宋代商業和商人等問題的研究。

 

問:您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何心得感想與建言?

梁:我的治學習慣是從點滴細微處日積月累,比較安於專注而投入的個人工作方式,以期水到渠成。從學生時代直到今天,我十分感念台大本身所提供的良好的讀書環境,並深以台大歷史系的優秀傳統為榮;此外,台灣宋史學界相與為善、切磋琢磨的風氣,也是值得珍惜的。我感覺目前的年輕學子更為聰敏靈活、善用資訊,很希望有更多人才加入宋史研究的行列,探討新的議題,進而開拓出新的局面。

發表迴響

你可以使用 HTML標簽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