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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歷史社會學與台灣主體性史觀之建立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所長專訪

 

文/林秀美

圖/柯志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柯志明博士,今年榮膺教育部學術獎「人文及社會科學類科」得主。父親柯旗化是著名的英文教師(《新英文法》作者),白色恐怖時代遭莫須有罪名入獄十七年,柯志明當時年僅四歲。大學進入台大社會系就讀,畢業後赴美深造,於1988年取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社會學博士。學成後,柯志明返國進入中研院服務(1988),也在母校社會學系兼任教職,專研歷史社會學、發展社會學、農民研究、工業與勞動關係等。發表過台灣小型企業研究、《番頭家》及《米糖相剋》等專書,對清代以來台灣各階段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有鞭辟入裡之闡述,拓展了台灣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縱深。

 

自由空間大:就讀台大社會系期間

社會學並不是他的第一志願,本來想唸的是經濟學。不過也由於大學生活自由,他有很多時間可以廣泛地閱讀經濟學、哲學和歷史書籍。大學四年給予他充份的自由思考空間,而大三時葉啟政回台任教,則開啟了他研究社會學的心志。「他是社會系第一位留美博士教授,有濃厚的自由色彩,上課很投入,也帶讀書會。在他的課堂上,我們可以自由地討論、狂妄地暢所欲言。我常從課外讀物得到心得,能獲得老師接受,不再像以前那樣被人鄙為胡說八道,對我是很大鼓勵。我想大概是從那時起讓我對自己比較有信心,也開始對社會學產生興趣,覺得是可以繼續的學術事業,就這樣一直走下去」。

除了思想的自由和受到葉老師的啟發而獲得信心之外,當時的政治情境對他也多有衝擊。「那是1970年代末期,在我大四時黨外運動蜂起雲湧,臺美斷交,很多事都被提出來重新反思,年輕人的心顯得極不安定……,我經過那個世代。這是時代背景的影響,後來的學運不也啟發許多人去唸社會學?」

 

研究三部曲:縱橫台灣兩百年時空

從小即對歷史深感興趣,愛看章回小說、史書,也都能自其中領略出獨特的理解;或許就是這不解之緣,讓他自然而然地由社會學進入台灣史領域。回台之初,柯志明首先投入研究的主題是當代的都市家庭式經濟,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分析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隨後的農民研究確認台灣農民家戶經濟體系相當強韌,雖是小農,對市場卻極度敏感,可以做經濟理性的思考,這促使他進一步探究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民如何在殖民經濟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農民,才有後來米糖關係的研究,從而提出「米糖相剋」的論著。經過對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發展的理解,讓他對步入資本主義之前的台灣更感興趣,於是他回到清領時期,無意中發現清廷操弄族群歧異以遂行其統治:清廷利用熟番地權來界定族群關係-─漢人以佃人身份向熟番承租土地,所納之租則作為熟番替政府衛戌邊界的薪?-─他的「番頭家」研究為台灣族群關係研究另闢蹊徑。

自剖研究歷程,柯志明說只是跟隨著興趣,回到歷史,也很幸運地掌握了不同時代的關鍵性問題。「從戰後臺灣中小型企業的運作機制、到日本殖民統治時糖業資本與本地農民的關係、再到清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我看到台灣社會不同階段的重要特性,我想要提供一個解釋架構,卻在不知不覺間串起這兩百年來社會變遷的過程,無形中做了一個交代」。

 

結構與行動:歷史社會學兼顧二者

《番頭家》發表之前,社會學界同僚曾質疑柯志明的歷史研究是否偏離本行,柯志明以歷史社會學回應之。對於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分野,他說:「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比較傾向自然科學,歷史學趨向人文學,而社會學則介於兩者之間。社會科學要有清楚的條件命題、檢證假設,和抽象思考的過程,然後形成概念化的理論架構;而歷史學強調人物、事件,其寫作像是在說故事,比較不習於做因果命題的推論與檢證。簡言之,歷史學強調的是特殊性,社會科學則傾向尋找普遍性。」

至於歷史社會學,「採取的是比較中間的立場。以舞台和演員作為比方,社會科學強調背後決定的力量,即舞台,好像只要搭好舞台背景,演員就會照章行事上台表演;歷史學卻認為演員有充份的自主權。我的想法是兩者相輔相成:舞台在演員之先存在,會對演員構成一種限制,不過也賦予其可能性,所以演員還是有即興揮灑的空間;歷史社會學在某種意義上能同時照顧到結構和行動者,既能充份呈現舞台、也能尊重演員的即興式表演;我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研究。我的寫作比較趨近人文學,夾敘夾論,有說故事、也有檢證」。

 

獨特來自歷史:歷史社會學的重要

 他進一步強調歷史社會學的必要性。「每個社會的獨特性是歷史所賦予的,因為選擇不同,經歷的過程當然也不一樣。相對於自然現象有一定的普同法則,人類的歷史則是充滿了選擇與不確定性;就像柏青哥,永遠有好多個洞要選擇,走不一樣的路徑,結果自然不同。而每個社會的獨個性就是來自不確定性及其在歷史過程中所做的選擇,所以,要回答特定社會所面對的獨特問題,不得不回到歷史」。

「也因此,歷史社會學在歐美日都是重要的領域,惟獨在台灣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柯志明指出,台灣的社會學向來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當代社會,比較少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但在西方,由於自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工業化現代社會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大轉變,自然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焦點,尤其開山祖師所做的都是歷史研究。台灣資本主義化的課題過去只有日本學者研究,缺乏本土的觀點;此即他探討米糖相剋的動機。

 

米糖相剋:歷史社會學的本土觀

矢內原忠雄以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模型研究糖業部門,川野重任以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均衡模型套用在米作部門,兩人各自在所選取的部門就自己心儀的理論做充份的發揮。但在柯志明的觀察卻是:甘蔗與稻米可互轉作,台灣農民比較收入而選擇作物,糖業部門的發展其實是建立在當地人米作部門相對落後的基礎上,兩者相互牽制,不能各別抽離出來獨立研究。研究者偏好從理論架構出發來解釋現象,不免陷入為套用理論而選擇研究對象的陷阱;他從日本學者觀點間的歧異發現矛盾,批判各自缺失,強迫兩造對話,從而提供一個超越並整合雙方看法的理論架構,而有「米糖相剋」之說。

除此之外,柯志明認為他的研究有另一層意義。他認為日本學者在台灣的殖民地研究,通常是作為了解日本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面向,可能因此過於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所產生的作用,而忽略本地社會也有相當的自主性,「或許由於他們太過日本中心論,而和當地人的觀察有所出入;我即試著從本地現象重新去反省思考這個問題」。

「台灣在日本殖民之前已有相當牢固的小生產者,這是日本不得不面對的,所以統治之初即進行大規模的土地調查,承認人民的土地權利,才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農業。爾後這些小農生產者卻和日本糖業資本抗衡。後者意圖集中併吞土地,仿照拉丁美洲或爪哇方式發展大型栽植農業,未料遇到相當阻力,被迫改變策略,改採80%甘蔗原料向當地蔗農收購。這就是台灣本地的特殊性,也就是說殖民者不能想怎樣就怎樣,這是個內外互動的過程。我的研究和日本學者的差異或許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強調本地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看成是內外因互動的結果,而非單純外在決定的過程;我想這就是研究所謂的本土觀點吧!」

 

面對我是誰:建立台灣主體性史觀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過後,台灣主體意識浮現,對於如何建立台灣主體性史觀,柯志明指出第一問題是要面對「我是誰」!如前所述,每個社會經歷不同,在過程中會碰到不同的問題,他說學者的任務就是提問,應用概念工具,將混亂的社會現象整理、成就一套系統性的知識,從而解決問題;所以每個社會都其有一套獨特的知識體系,就是為了回答該社會所具有的獨特性問題。

「對台灣史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之前有關臺灣的歷史知識大多是外來的。從中華帝國史觀來看,台灣是不時動亂的邊疆,對日本帝國而言我們則是發展資本主義、富國強兵所需的殖民地;我們有很多外來史觀,卻沒有從本地出發的史觀。主體意識浮現的第一個問題即『我是誰』,這是集體自我認同的問題,別人無法幫你回答,而是立足在這個地方的人必須自己去尋求解答」。

「要建立主體史觀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面對真實的過去,才能讓自己真正了解自己。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對自己過去的認知如有扭曲,會導致生活適應的困難。作為類比,我們過去的史觀是扭曲的,甚至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讓我們在面對現在或是將來都發生很大的困難和挫折,以致目前陷入一種迷亂的狀態。就此困擾,我們必須真誠面對過去的歷史事實,發展出一套認知自我的知識體系。心理分析師的工作是幫助你誠實的面對過去,重建一套自己的故事,從而有辦法生活下去;學界能做的是為台灣的過去重建一套長程變遷過程的觀點,為台灣主體史觀之建立提供一個參考架構;這是目前從事台灣史研究者可以做的事情」。

台灣史學界依專長分工,各擅區域或案例研究,可惜少有從整體性觀點掌握歷史過程,其實兩者不可偏廢。「歷史不只是蒐集、整理資料做還原,歷史還需要被解釋,若只是還原現象,當事人最清楚,根本不需要學者,唯有後者才能協助人們將常識提昇到整體性知識的層次」。體察台灣社會建立主體性史觀的需求,學界似已無所迴避。

 

研究者的回饋:讓過去的人說話

「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最高的境界應該是讓過去的人自己說話」。他說「我對過去的人一直有虧欠感,總覺得他們心裏真正的話並沒有講出來,但是又不可能讓他們復活。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提出好問題,透過問題讓過去的人講出真心話,從而了解事實真相」。他舉竹塹社的「采田福地」為例,一般人以為「采田」影射番,意在愚弄平埔族,但其實另有其義。「平埔族人為皇帝立下戰功,帝王賜地讓他們『食邑采田』,而他們則忠誠地執行捍衛疆土的任務作為回報。由於我問了一個問題:或許采田並非漢人愚弄?這才讓他們把真正的話講出來,從而釐清平埔族在清代統治所扮演的角色」。也因為清廷採取保留番籍才有地權的政策,清代平埔族並未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所以平埔族認同在清朝統治兩百多年間並未消失,但到日治時代,差別待遇取消以後,在五十年間迅速消失,原因即在於保留族群認同非但沒有好處,甚至還有污名化之累;柯志明以為除非有新的族群意識建構,否則在漢人優勢文化之下,平埔族很難維持自我的認同。

「當我了解歷史之後,再次回到省道三號公路沿線,即平埔族在三層制族群分佈內所坐落的夾心層地帶時,原本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心情,已成見山不是山、見水亦非水;這些山水對我而言都有了新的意義」。對研究者個人而言,「透過提出一個說法,以便更清楚而貼切地掌握過去所發生的現象,這樣一個創作的過程,真的是蠻有趣;……古人講出了心裏真正想說的,讓我們對過去有更接近真實的了解,這就是回報」。

 

對過去誠實:面對歷史的基本態度

一來是學者個性使然,一來是個人切身經驗的刻骨銘心,柯志明強調對待歷史的態度只有誠實面對過去。「我父親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從小不在身邊,到我國中時母親才告訴我原委。父親是很好的老師,做事認真,一絲不茍,從他寫的《新英文法》一書就知道。雖然我能了解父親不是罪犯,而是良心犯,但是對於『這樣的人為什麼會被抓去關』,仍是我年輕時最大的困惑。他是個對權位根本沒興趣的人,出獄後也未涉入政治,只專注於著述研究。不過過去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就這樣忘掉,尤其不能用金錢補償予以抹銷。為什麼我們所愛的人會受到如此的對待?受難者家屬要的不是物質的補償而是給一個說法,一個能對長眠於地下的人有所交代的說法。而我們後代的人或許可以從中記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對於「過去的就讓它過去」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柯志明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歷史無法忘卻、更不能變造,必須坦然以對、反省思考,才能超越枷鎖,重新出發;這是面對歷史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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