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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Posted By admin On 九月 1, 2004 @ 4:00 下午 In 第35期雙月刊 | No Comments

 虞兆中校長與大學通識教育(上)

 

文/黃俊傑(歷史系教授;中研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

一、引言

 虞兆中先生畢生奉獻學術與教育,自民36(1947)年任教台大,至民國70(1981)年從教職榮退,任教台大前後35年,作育英才無數。台大退休之後,虞先生意外地獲政府聘請出任台大校長,在三年任內(民國70年8月至73年7月31日),提倡並推動大學通識教育,貢獻卓著,在戰後台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

 今(2004)年適值虞校長九十壽慶,海內外學界友生聞訊莫不欣喜雀躍,共商籌備祝壽活動,向虞校長表示最深切的崇敬與祝賀之情。古人常以十年作為劃分人的生命階段的標準,《禮記》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孫希旦,《禮記集註》,〈曲禮上第1之1〉,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2),虞校長今年高壽九十,古人所謂「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庸》第17章),正是虞校長最好的寫照。虞校長畢生堅守學術與教育陣營,他在工程研究與工程教育的卓越貢獻,他的眾多弟子必有翔實的記述。我這篇文章,謹就我所體認的虞校長在校長任內,對大學通識教育的貢獻略申管見,以祝賀虞校長九秩嵩壽。

 

二、虞兆中先生的大學之理念

 虞兆中校長推動大學通識教育,實有其大學之理念作為基礎,因此,我想先就虞校長心目中的大學之理念試加歸納整理。虞校長理想中的大學,大約可以歸納為三個突出面向:

  第一,大學自治,學術自主:虞校長在出任校長的第二年(1983)11月,接受《中國論壇》半月刊的訪問,就有力地宣示大學的獨立與學術自主,他說:

我想今天我們要談大學的獨立性與自治權限,最重要的癥結還是在教育部主管部門的基本態度。當然我們的確承認教育部的用心是希望能多負一些責任,來辦好我國的高等教育。但事實上依我的看法,以教育部現行的人力和種種客觀條件來看,要想管理所有的大學是件吃力而且很不討好的事,並不容易收到預期成效。

由於每個大學有它自己長久以來本身的歷史條件和獨特環境,因此每個大學都應讓它自己規劃發展方向、發展特色;不必硬要由教育部做統籌的、一致的規劃。就拿台大為例來說吧!我想只有臺大自己的師生,最能切身體會到臺大需要什麼樣的改善與興革。換了校外的人士,儘管他再熱心,總是隔了一層,感受不會那麼深刻,提供的意見可能也深入不到問題的核心。因此,我總認為對各大學的獨立發展、教育部能不管就不管,能少管就少管,只需保留最後的監督權。如果學校辦的不好,可以追究校長的責任,甚至撤換校長;尤其是國立大學,既然校長是由教育部任命執掌校務,教育部當然應該站在協助的立場,儘量配合他的想法和做法,否則就難以達到相輔相成,促進學術進步的理想了。(蔡詩萍:〈讓大學擁有宇宙精神:訪台大校長虞兆中先生談大學問題〉,《中國論壇》半月刊195,第17卷第3期,1983年11月10日)

虞校長任教台大近40年,一貫主張大學應有獨立自主性,教育部的管制應愈少愈好,必須如此,各大學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發展自己的特色。

 虞校長關於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的主張,不僅明白宣示,而且更是身體力行。最具體彰顯虞校長對大學自主與自由的堅持的,莫過於1982年他在台大推動通識教育時,堅定拒絕政治干涉的事實。對這件事,虞校長有第一手的歷史證言,他說:

71學年所開的社會科學大意,想不到引起有關單位的注意。8月20日我接受了通才教育工作小組的推薦,敦請葉啟政教授為該課程的主持人。次日我便接到一位重要人士的電話,表示關切。幾天後又接到葉教授不當言論的文字資料。為這門課,葉教授洽請了李亦園、楊國樞、胡佛、王作榮、王澤鑑、郭博文和他自己共七位教授來分擔主講,確是堂堂陣容。可是在葉教授還沒有將這份名單交給我之前,我又接獲該重要人士的電話,他已得知這份名單,對於其中的幾位表示關切。當時我對他說:「儘管現在還不知這門課的教師名單,我將全盤同意主持教授的推薦,不作更動。」此後很有一些人認為事態嚴重,來商解決之道。我表示這門課一定要開,授課教授的名單不能改,我負全部責任。不然先更換校長就好辦了。記得9月20日那天有位先生來辦公室,勸我向有關方面解釋一下。我說我覺得他們向我解釋才對。果然當晚這位重要人士來到我的住所,表示他們對於此事別無異議。這件事歷經真正一月算是告一段落。上面提及我的後二年是在有關方面的極度容忍下度過的,這件事是關鍵所在。(虞兆中,〈台大與我〉,《台大校訊》第399號,1995年12月12日,收入:虞兆中:《台大與我》,台北: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997,引文見頁12-13)

以上這一段歷史證言,告訴我們在當年威權政治的時代中,大學校長堅持大學自主與講學自由是多麼的困難!虞校長在這件事中徹底地展現台大人應有的風格與風骨,所以,在民國73(1984)年新年前夕,台大學生代聯會發起「向虞校長賀年簽名運動」,獲得全校熱烈嚮應,學生總共簽了十五條橫幅,十本簽名簿,簽名人數超過三千人。由此可見,虞校長在學生心目中多麼受到敬重愛戴!

 第二,尊重學生的獨立人格:虞校長得到眾多學生的尊敬,除了是因為他堅持大學的自主,樹立校長的風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一貫尊重學生的獨立人格。他在擔任工學院院長期間,在當時政治高壓的氛圍之下,台大工學院的學生刊物,在虞院長的包容之下,一向言論自由開放,言之有物。

  虞校長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他的辦學理念說:

我認為大學生已經具備完整、獨立的人格,已經有高度自尊心,是應該被尊重、被信任的。我們的高等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忽略了這個事實。以我多年從事教育的經驗來看,只要我們多尊重大學生,多尊重他的自尊心;他們也一定會更尊重自己,進而尊重別人。除了尊重他們外,並且你還要信任他們。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在去年臺大幾個社團聯合舉辦了一項座談會,座談會名稱是「言論自由在臺灣」,聽起來好像很尖銳、很敏感。但我們還是讓學生辦了,而且讓他們充分依自己的計畫進行。結果他們反而更仔細、更用心的去籌劃這項座談,使座談的過程進行得很順暢、很平穩。這個例子充分顯示,學校與學生必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建立動態的和諧。我們要信任大學生,信任他們對事情的理性判斷;只有充分給予信任,他們才會更加對自己的行為謹慎負責。(前引《中國論壇》半月刊195,第17卷第3期)

虞校長說高等教育的一大缺點在於未能尊重學生的人格,以致於學生缺乏應有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責任感。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是權威人格的兒童教養方式與政治上的威權主義,是兩項最重要的因素。虞校長尊重學生人格的理念,具體地展現一個偉大教育家的風範。

 第三,大學教育是一種品德教育:虞兆中校長在1983年12月1日,在中央大學以〈大學之道〉為題發表演講,宣示大學既是探討學問又是陶冶品德之場所,他說:

大學,是探討學問的地方;大學,是陶冶品德的地方。因此,大學有其知識面,有其道德面。大學生是在求知、在勵學,在進德、在敦品。可是,知識與道德之間的偏重,東、西方則有出入。東方以我國-中華民族為代表,比較重視道德。大學一書,開宗明義便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就是「德」、就是「明德」。讀書人都以「志於道,據於德」自勉。漢書董仲舒傳裡有一句話:「故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朝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所訂的處世之要,便把開頭的「故仁人者」省去,而成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至今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也可說是自宋以來歷朝高等教育之共同校訓。正其誼、明其道,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強烈的強調「誼」和「道」。西方則不同。蘇格拉底說:「一切的德性,都是一件事,就是知識。」亞里斯多德認為德性有兩方面:智慧,和道德或倫理的。智慧方面,大部分由教育產生、增進;道德、倫理則由習慣而成。尼采更是輕視倫理,竟說只有弱者,才需要倫理的保護。(原載《國立中央大學演講集一「大學之道」(一)》,1984年6月,轉載《中大校友通訊》第五、六期,1988年12月。篇名被改為〈大學之使命〉,《中外雜誌》,第57卷第5期總號第339號,1995年5月。篇名被改為〈大學之使命〉)

 虞校長的學術領域雖然是土木工程(尤其是力學),但是,他對「大學」的看法卻與傳統中國儒家的教育觀一脈相承,他特別強調大學在學生人格養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虞校長的理念在大學數量暴增,品質江河日下的今日,更具有幕鼓晨鐘的意義。

 從以上我所體認的虞校長的大學之理念的三個突出面向,我們可以說虞校長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展現一個「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的風格。他肯定並尊重學生作為校園中的一個學習個體之自主性與責任感,他堅持大學作為學術社群之自主性,應不受學術社群以外的力量,特別是政治力量的干擾。而大學的師生作為學術社群的一份子,除了追求新知,更應以道德砥勵共勉。虞校長這種烈的自由主義教育觀,很難見容於任何型態的權威主義者,不論是右派法西斯或民粹主義者,當然也不見容於左派的極權主義者。所以,虞校長在台大校長三年任內處處受到當時掌權者的掣肘幾乎是可以預見的,他自己任滿以後回憶說:「我的任命出自政府的遴選。想來是他們的觀察欠周,一年後發覺我的作為不符他們的希望,所以此後的兩年,有關方面是以極度的容忍,我才得任滿三年,再恢復退休。離職後我的處境因此也不難想像。」(見:虞兆中:《台大與我》,頁10)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虞校長之出任校長雖可以說是「歷史的偶然性」,但是,他只擔任一任三年校長卻植根於「歷史的必然性」之中。但是,虞校長三年的校長任期之所作所為,為當時身處威權政治之下的台大師生,重新燃起了理想主義的火把,激發了民國73(1984)年5月4日的學生陳情事件,呼喚了台灣的大學生「批判世俗,燭照社會」(1984年5月4日上午11時30分,台大吳叡人等八位學生面交虞校長的公開信中之文句)的知識份子的良知,對當時的政治權力中心產生衝撞的作用。不論在台灣民主發展史或高等教育史,虞校長的三年都已經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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