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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八十之我與臺大2

象牙塔裡的日子──五0年代大學生活瑣憶

文•照片提供/馮啟人(1954法律系畢)

  國軍自1948年秋淮海大戰起即節節敗退,最後撤守至海隅的臺灣,造成了自五胡亂華以後規模最大的人口大遷徙。200萬人飄洋過海,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裡胼手胝足過日子。當時戶政混亂,身分證上的年齡、籍貫都不得不「從寬採信」,所以年輕人在戶口登記時都將年齡任意膨脹,以免被徵召服役。這些真真假假造成了許多「妾身不明」的人物,播下了日後濫捕無辜的「白色恐怖」的種子。

 沉睡中的世代

   五0年代的青年被社會學家稱之為「沉睡中的世代」(Sleeping Generation),當時潮湧而到臺灣的這批青年在政府長期主導的精神教育下,養成了遵從權威的性格,同時在經濟上不像日本的「竹之子」一樣可以占領原宿,擁抱著青春的呼喚,他們必須即時地對「求學、就業、成家、立業」這些嚴肅的問題早做規劃。當時的臺灣社會呈現一片寧靜,年輕人雖然沒有「沉睡」,缺乏朝氣也許是最好的寫照。

   為了安插大批學生,在1948年間曾以「借讀」方式收容了一些在大陸具有大學學籍的學生,但次年秋天中央政府播遷來臺,隨之來臺的學生愈來愈多,便把這道門關上了。當時全省只有一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3個省立學院(臺北師範學院、臺中農學院、臺南工學院)以及10幾所職業專科學校。

    臺大在那一年錄取了800多位新生,傅斯年校長語重心長地勉勵新鮮人要努力把握得來不易的機會充實自己,以後到社會做個有用的人。「如果單憑介紹信的數量,則臺大今年便可不必招生了。」這句簡單而有力的訓勉之詞,不知不覺的在我們心底產生了一種「自信」的期許與「自視甚高」的心態。比如在一些郊遊之類的活動裡要請校外女生助興,一定要請到綠衣娘子軍的一女中學生才夠體面。如果是校際活動,臺大學生代表理應擔任龍頭角色才對。有一次政府要派一個青年訪問團到日本,領隊一職竟落到臺北師院的代表頭上。臺大學生代聯會主席認為面子盡失,於是約了長風社(國民黨外圍組織)總幹事及筆者前往救國團抗議。我們3人原是好友兼室友,在一頓由他作東的燒餅、油條加豆漿的飽食之後,騎了單車直奔救國團,理直氣壯地向公關組負責人李正抗議:「此次訪日代表團沒有由臺大學生領隊,我們覺得十分不合理,校中各社團都十分氣憤,今天這2位社團代表隨同我前來抗議!」一陣磋商後立做成補救辦法,「下次赴阿根廷的訪問團由臺大代表領隊。」

 資源匱乏的時代

   從客觀的條件而言,當時臺大的地位除了是「臺灣唯一的大學」外,實在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在硬體方面除了日治時代留下的圖書館、文學院、農學院及行政大樓等建築外,在校門入口右方加建了4排平房權充「臨時教室」。值得一提的是在體育場旁邊建的12座「臨時宿舍」。四周良田綿延,入夜後百蛙爭鳴,背後起伏的山巒抹上一層層乳白的輕紗。有多少夜晚我被這迷人景色所吸引,駐足良久而不忍離去。

    那時校本部的圖書館究竟有多少藏書也是個謎(大二以後法學院學生一切作息都移到徐州路,所謂的圖書室小得只有一個閱覽室),不過裡面卻是經常座無虛席,用功的學生仍然不少。很少有指定的教科書,我們那一班68人,全仰賴教授們編印、再由工讀生用蠟紙在鋼板上刻畫後油印出來的講義,如此完成了4年的大學教育。至於師資與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相比不能同日而語。政府撤退時,曾派了幾架專機到北京去空運北大、清華、南開等名校的教授,也許事出倉促,但也可能出於政治理念,據事後報導,隨機南下的名教授寥寥可數。

    當時臺灣光復不到5年,島內仍有些人不能忘情於日本統治,東洋情調仍充斥於日常生活中。西門町一帶料理店星羅棋布,天婦羅、生魚片等仍大行其道,東洋音樂終日在收音機裡播放…。這種現象反映在學校裡特別尖銳,形成了同學之間一種自然的隔閡。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交流大抵只限於課堂裡的接觸。學校裡存在著3大語系:臺日語系、阿拉(上海)語系與啥子(四川)語系,其中更以說下江人的四川話為主流。雖然如此,「省籍意識」的鴻溝在日常活中並不產生任何衝擊。當時在學的臺籍青年仍屬少數,不同方言之使用固然促成集團(clique)之形成,但族群之間卻是十分融洽。

當年赴救國團抗議的3騎士,51年後重聚於華府。右起:邰定康、劉南(經濟,學代會主席)、馮啟人。

     真正「與眾不同」的還是達官權貴的子弟們。他(她)們來無影去無蹤,以黑色轎車或吉普車代步。因此陳履安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子弟以公共汽車代步上學,自然成為一時美談。

    五0年代大學生的普遍現象大概是窮困2字,衣食只能求「果腹」與「禦寒」而已。今日視之為健康食品的青菜豆腐,當年正是我們主要的營養,只有每星期五的晚餐「加菜」(又稱外燴)才見得到肉類。那些年沒有自助餐,用餐時8人一桌且位子固定,因此這一餐很少人會輕易缺席。餐廳裡高朋滿座,氣氛也顯得特別熱鬧。只是夜裡食物消化得快,晚上10點不到已是飢腸轆轆,不得不提早就寢。宵夜在當時是奢侈品,稍微幸運的可以買些麵條,私自到廚房裡煮熟後加上鹽巴,大快朵頤一番。當然匱乏的日子也有其正面意義,那就是沒有環肥燕瘦的問題,大家的腰圍都能維持在一定標準,遇到「大場面」要借用衣服便方便許多。筆者當年曾在發放救濟衣服時,幸運地得到一條毛質西褲,幾位第四宿舍的好友們曾在「大場面」中互通有無地借用過。1954年盛夏出國的那天,那條「高貴的褲子」便是我充場面的行頭。

    當時政府財力捉襟見肘,但對流亡學生的照顧已竭盡所能。就讀臺大時,學宿費只要一紙「懇請體念…」的呈請書,即可照准免費。此外還設有匪區學生救濟金,數目不大但可應付基本需要,成績好的學生還有書卷獎金可買些「應該看」的書。至於「該看」與「不該看」的分野,政府自有一套管理的審查辦法(明的),而對學生閱讀的習慣,則有老大哥(Big Brothers)暗中監視(暗的)。大二那年,校園裡突然傳出一位書卷得主神秘失蹤,就是傳出藏有「不該看」的書,不過整個事件還是很快地沉寂了下來。她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令人意外的是,她的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姊姊並未為這件白色恐怖年代的小插曲動過筆墨。此一事件讓我們警覺到在大陸時期橫行一時的職業學生仍然存在於校園中,只是在臺灣多了一批愛國學生,他(她)們豪情萬丈地投入了反共復國的活動中。

 反共復國與社團活動

   也就在這全國大專青年如火如荼地捲入救國運動之浪潮裡時,大三那年,我在使命感的驅使下加入了政治系學長陳炳杞所主持的學生代表聯合會(代聯會),雖然對康樂活動既無長才也無經驗,卻被任命為康樂部總幹事。抱著「在職訓練」的心態,我欣然應命。一則這一部門的活動能見度較高,再則當時好友邵定康剛接任國民黨外圍組織長風社的總幹事(前任曹志源兄高升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的總幹事去了)。以後事實證明此一關係不但在各種活動裡得到了相互支援的好處,也從無經費上的顧慮。同時康樂部的運作幾乎獨立於代聯會之外,有完全的自主性。曹兄則於臺大及政大外交所畢業後,考進外交部北美司工作,其才華深得葉公超部長之賞識,外放華府並於夜間讀完博士以後,旋即改換跑道在德州某大學敎了一輩子的書,公餘中並常在中外雜誌撰寫他的少年行。

    介入課外活動除了「熱忱」之外,更需要時間的付出,請公假翹課自不可免。對於「催眠曲」課程固然可藉此逍遙,但碰上教民法總則的劉鴻漸老師,這便成了一個問題。劉老師平日一襲藍布長衫,不苟言笑得令人敬畏,加上在分數上的殺傷力居全系之冠,喜歡在考場裡打派司(pass)的眾好漢,此時也不得不暫停作業。對我而言,這6個學分是在陰影中度過的。但是那時也有廣受同學們愛戴的老師,如殷海光先生。他講授的邏輯學總是座無虛席,他常用的「父在毋先亡」的舉例,如今雖已時隔半世紀,仍為我們憶舊談話的材料。筆者雖非殷老師登堂入室的弟子,但殷師平易近人,不但為課堂帶來輕鬆的氣氛,而且大大地縮短了師生之間的距離。在10分鐘休息時間裡,他總是在教室外的椰樹下與學生們聊天,也因此我們對他當時常在《自由中國》發表的文章特別感興趣。

長風社成員,右起:馮啟人、邰定康、歐世尚、宋鐸、陳慶蘇、王玉彬、沈鵷書、張蓓麗。

    課外活動需要經費,但當時學代會不能向學生收會費,大規模的活動(如校慶、迎新晚會等)可以向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申請撥款,但小規模如郊遊之類便得自行設法。各社團為籌措財源,會週期性地舉辦電影欣賞會。遺憾的是租來的一些電影由於老舊,常在劇情達到高潮之際突然斷片。記憶中最為深刻的是某次戶外電影欣賞會,第四宿舍前的操場上首次豎起一大塊白布,因為免費而吸引鄰近居民扶老攜幼共襄盛舉。雖然音響不盡理想,但晚風習習,天階夜色涼如水,而明月當頭,偶爾還有往松山機場的飛機轟轟而過,實別有一番情調。

    那一年代聯會辦了不少晚會,也參與了好幾次臺北市各大專院校的聯合戰鬥晚會。節目裡穿插一些樂器的獨奏、合唱、獨唱、土風舞及短劇等,就在這些場合首次聽到就讀農學院的林二的小提琴獨奏。他雖然只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但已嶄露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華。那晚他以小提琴演奏舒曼的夢幻曲Schumann:Tramerei,如怨如訴的旋律,令人如痴如醉。這一場偶然的接觸,啟發了日後我對古典音樂濃厚的興趣,2年後來美進修,便不假思索地選修了「音樂欣賞」,更不計成本地收集了數以百張的唱片。

    在那些反共的年代裡,社團的活動都脫離不了「反共復國」這個主題,而「光輝的十月」更是一年活動的焦點,在這一個月就有雙十國慶、光復節以及月底的總統華誕。籌備工作往往日夜不斷的排演,住在徐州街的我們幾乎在開學後的2星期,便可看到國軍部隊悄悄地進駐成功中學及金甌女中,在沒有就地埋鍋造飯及影響當地居民及學生上課之情況下,傍晚時分演練著踢正步,學校社團也如火如荼地排練晚會節目。

    這些慶典到了月底的最後一天,便進入另一高潮,那是萬眾歡騰的日子。慶祝的節目必須凸顯其的勳功偉業,而最能扣人心弦、激發對總統景仰之情的莫過於朗讀頌詞,一方面固然要避免文丑郭沫若頌毛澤東是「東方的太陽」、「親愛的鋼」這一類讀之令人不知所云為何物的字眼,但「民族救星」、「英名領導」之類的字眼絕對少不了。「太陽」與「救星」頌揚的意義頗為相同,但念起來便不那麼肉麻。通常在排演之後,我們滿懷著一股莫名的使命感,在皓月當空、人影在地的椰林下散步走回宿舍,這時的臺大校園之幽靜與美麗是令人終生難忘的。在這些慶典裡,防止任何人為的錯誤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傳聞中在某一總統的文告中,權威的《中央日報》竟然出現了「踢」著總統前進的字句,「踢」與「跟」不過半字之差,據說便把這排字工人踢進了監牢。

    1935年課外活動的另一重頭戲,便是迎接1萬4千名反共義士回歸祖國,這批在韓國戰場被俘的人民志願軍,於韓戰結束時選擇被遣返臺灣,這對臺灣的反共戰爭來說不啻是一劑強心針。救國團動員了學生並調派20幾輛軍用大卡車,浩浩蕩蕩地前往基隆港接船。雖是濕冷天氣,但大夥兒爬上大卡車後,還是熱情洋溢,不顧勁風細雨在車上唱呀、喊口號,由「國旗歌」、「旗正飄飄」唱到劉雪庵的「採蓮謠」、「踏雪尋梅」,頗有幾分雨中郊遊的味道。等到萬里征戰回國的義士們登上歡迎車隊後,我們已全身濕透、乏力聲嘶了。因此在歸途中隆隆車聲代替了歌聲。

 第四宿舍206室

   在那些狂熱投入課外活動的日子裡,認識了4位令人記憶深刻的朋友:談修、朱永鎮、白景瑞以及曲克寬。前3位是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的教授與同學,隸屬外籍兵團。臺大沒有音樂系,每逢演出,談、朱兩位教授都以高度的熱忱鼎力相助。出國前夕,朱教授並以「朱永鎮歌詞選」一套3集相贈,來美不久突聞他在某次因公赴泰訪問,不幸葬身於旅館的火災中,令人為之惆悵萬分。談教授於筆者在陸軍官校受訓時,曾南下教官兵們如何把國歌以及校歌唱得雄糾糾地充滿了朝氣。他個子不高而略顯圓通,烈日之下只見他在司令台上頻頻以手帕拭汗,情景至今令人難忘。至於小白(景瑞),當初是純以「志願軍」身分前來為臺大義務導演話劇,他與外文系的臺大當家小生曲克寬配合得真是盡善盡美。2位以後在事業上都有傲人的成就,小白成了家喻戶曉的藝人,克寬兄則由名記者當上中央社副社長。

    那一年的參與課外活動,加上前後2位代聯會主席都同住一室,使得第四宿舍206室成了訪客川流不息的地方。同室白德超兄是位孜孜不倦、勤於向學的模範生,處此情況也只好極其無奈地做微弱的抗議:「徐組隊,怎麼你又來了?」按徐慶生兄當時為農學院代表,常來商討組隊到金門勞軍事宜,不意在金門1個月的朝夕相處,他與隊上一位法律系的學妹譜出戀曲,4年之後2人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一個小教堂完婚,我自然成了他倆的儐相及司機。

在第四宿舍前廣場,當時已一片荒蕪。右起:馮啟人、邰定康(法律)、楊印騰(經濟)、白德超(法律)、王元璋(商學)。

    在50年代的象牙塔裡談戀愛,可還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時西風雖已東漸,社會風氣也慢慢地開放,但在傳統社會成長的我們,對感情原本就是懵懵懂懂,一顆年輕的心就在忐忑中慢慢成熟。遺憾的是感情有如輕風,也許早已悄悄掠過,只留下若有似無的痕跡,加上社會對兩性之間仍有種種禁制,於是年輕人只能在趙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劉雪庵的「記得當年年紀小」的夢幻裡去追求令人心醉的戀愛境界。回到現實世界,臺大只有聳入天際的椰子樹,沒有這麼一棵桃樹可讓情侶們並肩坐下,在樹梢鳥兒的啁啾下,體驗拂面和風。我們更無能力像今日的大學生有閒暇與「班對」到咖啡座、上卡拉OK或在校外擁有自己的汽車與套房去發揮青春的呼喚。那時的年輕人都喜歡唱「初戀」裡面的歌詞「我啊!走過了茫茫的天涯路,我啊!遙望著天邊的雲和樹…多少的往事堪重數,您啊!您在何處?」雖然這樣的初戀倒有點像失戀。

    膽子大一點的會在月上柳梢之際,跑到女生宿舍前「告鳥」(俗名站崗)後,請求過往「仁仁淑女」代為傳喚意中人,然後相偕到比鄰的傅園談心。法學院的學生便沒有這種條件,一來無女生宿舍,當女友騎著自行車前來,到達時已是香汗淋淋,而法學院唯一可以坐的地方只有行政大樓前灌木圍繞、裡頭散置的幾塊亂石(非石板凳)。雖然談不上情調,大家還是甘之如飴,只是日子一久,便受到30尺外的校警室注意,往往在情侶們就座而尚未牽手時,即遭校警驅離,真煞風景!

    大二那年,臺大把我們自麗水街臨時宿舍遷到徐州路,雖與繁華的西門町和衡陽路相去不遠,卻沒有引起同學們逛街的興趣,週末或假期消遣活動仍侷限在2層樓的木屋裡,或聊天、奕棋或清唱京劇。常駐京胡大師為劉瑛,而經濟系的陳群、商學系的高尚都是當年的台柱票友,2人到美留學後,亦經常參加紐約業餘平劇社之演出。惟當年在中山堂因串演<玉堂春>而轟動一時的錢潔馨(外文系)來美留學後,每次業餘公演卻未見粉墨登場,徒留餘音繞樑。

    那一年代聯會忙碌過後,我的注意力轉移到留學考及暑期軍中服務。必須記上一筆的是,當時第四宿舍的那一群年輕朋友們,由於強烈進取心的驅使,努力不懈加上機遇,日後多人在政府及社會上肩負起責任,塋塋大者如劉瑛(駐泰國及約旦大使)、謝仁棟(臺銀總經理)、韓效忠(歐銀聯合會駐臺代表)、李洪鰲(第一銀行總經理)等,而筆者也有幸擔任了9年的亞洲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秘書長。對亞洲基督教大學之發展及合作事宜獲益匪淺,惟遺憾的是基督教大學在中國復校的計畫始終無法實現。

    1953年是我人生轉折的一年,意外而狂熱地介入了課外活動,突然間對古典音樂入迷,以及跨出了赴美留學的第一步,這一切影響了我一生的事好像都發生在那短短的9個月裡,而當年如朝陽似的那一群同學們,畢業後浪跡天涯海角,聚似浮萍散似煙,每念故人生死各千秋,思之能不低迴萬千!

 

馮啟人小檔案

美國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國際關係)、愛荷華州立大學法學博士(1988)。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紐約州立大學、賓州州立大學,返國任職於東海大學,曾兼任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及亞洲基督教大學聯合會秘書長等職。獲聘賓州大學首席講座教授(1979)、傑出教授(1978)。著有《美國法治制度》、《From Developing to Developed: Taiwan Model》、《中國現代化》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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