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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臺大人

我的228 事

文‧圖/蘇仲卿


1947年,我19歲,大一學生,在民報社兼差當校對員。1976 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Davis 校區,讀到George H. Kerr 所著的 ”Formosa Betrayed” ,深受衝擊。2007年,我在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班同學寄來日文譯本,讓我再次憶起那一年。雖然記憶斷片,並且時空可能倒置,還是有必要記錄下來作為我自己對將暮一生的交代。

進入民報社打工

二戰末期,受到統制經濟的影響,靠自由市場機制才能運作的家業沒落,加之家父生病住院,戰後,為要繼續學業必要自食其力。此時,給我很大鼓勵與協助的是擔任臺北高等學校學寮(學生宿舍)寮監的德文教授瀧澤壽一(Takizawa Jyuiti)老師。1945 年3 月,進入理科乙類唸書,不久即被徵入日本陸軍當起「學徒兵」,因為我個兒大,被併入與臺北商專合編的重機槍隊指揮班,成為同班隊員瀧澤老師的「戰友」。在約半年的軍旅生活中,瀧澤老師在品德惡劣指揮官之下的許多愛護學生行為,給旁觀的我很大的感動。


早年與研究室學生及大學部專攻生於校園合影。年輕時的宋賢一教授也在內。頭部的位置最高的一位是郝龍斌市長的夫人高閬仙。


戰後,他瞭解我的困境之後,替我尋求生活與求學兩立之道。開始時,給我安排不影響上課的零工,受益的不止我一個,後來靠他對臺高校友的影響力,在開業不久的民報社,得到校對員的工作。

校對是新聞稿經排版後才開始的熬夜工作,主筆寫的社論、或是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不是不成熟的學生打工可以碰的項目。剛開始我的主要工作是外勤記者在趕截稿前送進來的新聞稿,所以與「校了」(清稿)的時段都較晚,到社時間在下午7到8點之間,等到全版的校了交給印刷部門是清晨1、2點了。因校件來回有些空檔,並且是有校件送來才做的包工制,假如知覺的轉換迅速,也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唸書而不會被說偷懶,對白天當學生的我,可以說是很適宜的兼差。

民報社與我的大一生活

我進入民報社是在1946 年的舊曆新年過後不久。頭一次上班時,編輯部設在萬華火車站附近一棟普通住家2樓,到秋天我上臺大時,全社已經搬到中山北路上、馬偕醫院的北邊一棟木造大平房。由於報社的作業幾乎是24 小時不中斷,所以設有值夜室及淋浴間,讓我收工後可以過夜。起早後,和已經上班配報的營業員打聲招呼,然後騎著腳踏車到臺大上課。當時的大學生都是公費生,將受配的米及公費的一部分交給學校,就可以在學校福利社(現在的第一會議室)吃三餐,對我來說,早上騎單車上學是很好的餐前運動,只是遇到下雨天就很辛苦。不過,為了三餐,不論有沒有課都要到校。還好農化系有高校前輩當教授,提供研究室做為我們的落腳點,不但可以休息,也有一大櫃的日、英、德文化學書籍,讓我豐富了知識。實際上,我在大一時上的課非常少,理由是日治時代的大學部3年制,戰後改成4年制的大一課程,都是高校所修範圍。

當時國語剛由日語改為北京官話,英語教育在戰時被輕視,語言課當然是必要緊急補強的。但是,聽不懂大一國文課老師的國語,英文課的老師程度低,且考試都是紙上作答,可輕易過關。因此對我來說,報社的校對工作是絕對不可馬虎的報章式「時文」(日人漢文課本中稱白話文為時文)用法的訓練;插在校對工作之間的英文刊物閱讀,以及在前輩研究室的書籍「亂讀」,都有相當的學養提升效益。也因為如此,我對民報社有深厚感情。

民報的版頭報名題字,我記得由國父孫文具名。我不知道其源由,卻給剛唸完國父「三民主義講義」的我一種歷史使命感。社長是臺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編輯長、也是我的頂頭上司是高校理甲同屆許乃超同學的長兄許乃昌先生,總務(兼發行人)及經營分別由吳春霖及林佛樹2位先生主管,採訪主任駱水源先生是我入社的直接介紹人。以上,60 年後還可以不用查資料寫出大名的人物,都是日治時代的本地漢文報老報人,難怪Kerr 的書中說,《民報》是當時臺灣最有力民間報紙。

在民報社看228 事件


1.目擊227 現場

2月27日傍晚,因是月底發薪在即,在回臺大校區前,就打算到圓環打牙祭,不取直達路線的中山北路而繞道延平北路,由天水路往圓環跑。一進入天水路就發現路上有異;因為附近有三三五五的民眾在議論,並且依照現場民眾言論的指引,看到一台中型卡車,四輪朝天,顯然被燒過。在圓環的攤子,一邊吃一邊問,知道了所發生事情的大概,急遽趕到報社向採訪記者報告,於是當天晚上的校對工作上,讀了記者所寫事件內容。由公賣警察取締私菸而發生的這一起傷殺事件,現在有許多口述報導,亦見於官方調查報告書,不必由事件後只看到被燒卡車的我抄寫別人的報告。

在圓環吃飯時,由周圍群眾的許多發言,大約可以歸納以下幾點民情:沒有菸酒公賣制度的大陸,有許多在上海製造的捲菸運到臺灣賣,並不受「私菸」取締;用臺灣產菸葉製造的「豐原菸」,卻因政府繼承日人留下的「專賣」制度而不得上市,非常不公。戰後雖然肥料缺乏,但是,以臺灣戰前一年收成可養全民兩年以上的米糧生產力,以及規劃長期戰爭的日人,備儲甚多軍糧(挖山洞做倉庫,動用民夫運米運糖堆積,都不是秘密)的事實來說,光復只有一年半,臺灣的最大農產品米與糖都發生缺乏而價格飛揚,其理由一定是貪污的後果。當時接收大員貪污行為比比皆是,並且不怕民眾的視線,將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及生活的困苦歸結為貪污是很自然的社會意識。大戰期間,雖然在糧食配給的統治經濟環境下,民眾並不是沒有過不滿心緒,但是治安良好,又沒有過餓肚子經驗,卻在以歡喜的心情迎接的光復之後,立刻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賺的錢遠不夠買米的情況,難免有懷念日人法治的聲音不斷於耳。總而言之,在此一發端於取締私菸的傷殺事件之後,我強烈地感受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並且有了模糊的不安感覺,但是,因為環境的變遷太過於迅速,連山雨欲來的預感都沒有。

2.228 當日

2月28日清早,騎腳踏車沿中山北路往臺大的路上,到達行政長官公署(沿用日治時代的臺北市政府廳舍)時,已有民眾往公署前的廣場開始蝟集。仰頭看到陽台上的衛兵腰間帶槍、槍口朝下。到南門公賣局,看到有一大堆椅桌之類,被堆積在南門與公賣局大門之間的路上燃燒;由南昌街進入兩邊還是水稻田地的古亭一帶時,開始自後頭的市中心區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件,已經惡化到軍警大規模向民眾開槍的緊急事態。

學校內人影稀少,顯然教務的運作也停下了。當作食堂的福利社有幾十個學生用餐之後在開會。我到達時傳自城裡的槍聲讓氣氛更加緊張,有關事態情報也少,所以學生常有的長辯議論不見了,很快得到回鄉瞭解情形,見機行動的結論,而我則決定回報社。考慮長官公署前的人潮及其後發生的槍聲,改取道延平北路經雙連回報社。經過1945 年5 月30 日的臺北市大轟炸被炸成瓦礫的鐵路飯店廢墟左轉,面對北門走出不久就發現不能再前進,因為郵政本局與北門之間的馬路上有2個人臥倒在地,還有斷斷續續的槍聲發自郵政本局對面的鐵路局大樓。於是迴轉走到中山北路,由日人叫做「梅屋敷」的日式旅館(後來被指定為國父來臺時住過的紀念館)旁邊走進建成街市政府前(因臺灣總督府被美軍轟炸損壞,臺北市政府讓出日治時代市政府廳舍給長官公署,建成國校校舍被市政府使用),經過圓環、雙連而回到報社。路上看到有幾位衣著像外省男子,被毆打躺在路邊,奄奄一息;附近還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傢伙,殺氣騰騰。後來聽說是以日語及臺語詰問為辨別辦法,被認為有問題就挨打,是故,本省人因心慌不能即時回答而被誤打者亦有。

至於臺北以外的地方情況如何?因為島內民間通信網路已幾全癱瘓,要即時獲得正確消息是至難之事。有一些地方廣播電台被民眾占據,可以聽到混合臺日語的激昂聲音,其內容不足於構成有系統通信。報社雖然可用電話聯絡各地,但是新聞配送體系的麻痺已經呈現。

這一日臺北全城雖然混亂,因為槍聲時有所聞,在街上流動的人不多,連新聞記者的採訪亦受限制,由以上幾種因素,要維持正常報紙版面有困難。報紙版面縮小是非常不得已的措施,而版面的縮小讓編輯及印刷的工作量減少,這一情況繼續到3月8日最後一刊的出版。

3.301 到308

228 的激情很快被理性取代。3月1日以住居於臺北市的市政及省政參議員參與為主的民間「處理與協調委員會」成立,在公會堂(臺北市中山堂)集會,向政府提出取消228發布的戒嚴令、政治改革及補償受難者的陳情。初期市內還有一些軍警與民眾的摩擦事件所聞,政府派出代表與委員會周旋,大致上表示同意解消戒嚴令、對犧牲者的補償及接受改革建議,陳儀也發布安撫文告,於是市內大致回復平靜。因為學校等於停課,白天無事,我幾乎每天都到公會堂看貼在外的告示,晚上則由記者的文稿獲得進一步消息,以為有政經環境改進的希望在前。

4.309

這一企盼卻被3月8日深夜的激烈槍聲打碎無餘。當天晚上因為是縮小版的編輯與印刷,最後清稿的工作落在我與另一位打工的化工系同學陳朝明君(他也是高校的同屆同學)的頭上,另有2名印刷工及一名排版工,共5個人在報社內。記得是午夜過後不久,剛要開動平版印刷機時,忽然在中山北路上有一排一排的輕機槍發射聲大作,又有步槍聲間歇加入。我請大家趕快關燈並停止印刷機器。從面臨中山北路的玻璃窗往外看,看到有一挺輕機槍向對面的巷道發射吐出的火舌。於是,我建議大家都到離馬路較遠的印刷廠區域,又因為房子是只有約1公尺高磚牆的木造房屋,就躺在地板上以免被流彈打到。

那一晚,槍聲忽近忽遠起落不斷,印象很深的是來自圓山方向的步槍聲相當密,可能與後來聽到的有許多以鐵絲反綁雙手被槍殺的屍體,漂流到淡水的事有關。破曉時槍聲已停,等到曙光微露,擔心報社成為攻擊目標,於是離開報社,到距離建成圓環不遠的高校理乙同班同學黃際鍊的家(大農經系畢業,任教於母系,現為名譽教授)。在往圓環的路上,遇到突襲,我們立刻閃進亭子腳柱後方,這是此生唯一被實彈槍支瞄準射擊的經驗。

5.309 之後

我們在黃同學家避難約有5天。在槍聲不斷之下,不會有市,米箱很快見底是當然。在此困境之下,黃同學一家接受兩難民,分享難得的米糧,是我畢生難忘的溫情。第五天,槍聲停了,看見也有人開始在街上走動,於是告別黃家,走路回新莊。回到家時,因已有兩星期音訊斷絕,看到家人露出的笑容,真是有隔世重逢之喜悅。



後記


1.民報的廢刊

事件平靜下來之後,我到了報社,被告之報社關門,並發了一份遣散費給我。我們開始印刷但未能發出的1947 年3 月9 日號,這是民報的最後一版,我們幾個低級社員成為它臨終的見證人。社內的印刷房,有許多鉛字散亂在地板上,三夾板上印有不少槍把的痕跡,顯示軍兵進來破壞過。民報社長林茂生博士遇難於這一大變故,惟政府從未證實,而有接管的醫學院病理科葉曙教授在回憶錄中寫下「糊里糊塗失蹤」之語。除了林茂生先生外,還有農化系學弟林朝彥同學的父親,獸醫系好友潘英章同學的父親等人。



2.吳克泰先生

講到民報社,不能不提吳克泰先生。他是臺高文科甲類,高我兩屆的前輩。在臺北二中時與家兄同屆,所以我知道他的原名是詹世平。記得是報社搬到中山北路之後,他以詹致遠名字來民報社當校對打工,說是剛由大陸的震旦大學轉入臺大。

228 之後,隨著報紙版面縮小而工作量減少,在報社看到詹前輩的機會也減少。很意外,離開避難5天的黃同學家,在迪化街的巷內碰到他,雙方都大吃一驚。他問我近況後,還仔細告訴我,安全通過臺北橋的方法。依照他的指示我得以安全回到家。沒有想到,那次一別要等到1995 年才在北京再會。

1988 年我以中央研究院代表團團長身分,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會員大會,主辦單位是中國科技協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一到北京就請CAST 的接待人員找詹世平或詹致遠先生,到會期將屆還沒有消息,以為絕望,想不到在最後時刻捎來消息。他們說他改名為吳克泰,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常務委員,還抄了他家的電話給我;我打了電話去,不巧,他公出。直到7年後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PSA)在北京召開會議時,才見到面。

1997 年他與夫人一起回臺觀光,2003 年春天他隻身來臺作228 事件的見證人,兩次回臺時都有相聚。2003年是他最後一次回來,在談話中他提到,身體不很硬朗,希望在臺期間作一次健檢。我們都說請臺高同學會長、前臺大醫學院長黃伯超來安排最適當。沒想到,體檢住院變成急性肺炎住院,他的女公子由美國來臺護送他回北京養病。聽說在北京的醫院有一次病情惡化到無望,後來奇蹟式恢復出院,以將近2年時間從事口述歷史的撰寫,2005 年過世於北京。

10多年前攝於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




結語

228 事件將臺灣住民以1945 年為移住時間的界線切成兩個大族群。在228 與白色恐怖的年代,當一個本地出生的大學生而中國語言的使用都不自在的年代,若說沒有受到歧視是假的。我有不少很照顧我而畢生難忘的日本恩師,但是也遇過不少歧視臺灣人的日本人。我厭惡而絕對反對分割族群觀念,然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臺灣為政治權力的爭奪,經常將分割兩大族群的過去事件從墳墓叫醒,還將族群的分割更仔細化使其與文化的多元性混淆。

日本統治臺灣時,民族歧視的仇痕以及威權政治年代的族群權力不平衡的傷痛,應該是歷史的教訓而不要作為政爭工具。我講的、寫的、讀的最應手的語言是日文,因為它是我從小學時代開始以國語的立場學習14年的語言。我有不少日本同學朋友,還有超過90歲的日本老師與我來往。我家有架設天線專收日本的衛星廣播。那,我對日本民眾的族群認同強於臺灣民眾嗎?我的回答是絕不。我認同的臺灣民眾是一個全民而不是被分割的幾個族群中的一個。我欣賞日本的文化,但是我認同的是讓我生活的臺灣。活在臺灣的每一個人民都是臺灣人,我認同的共同生命體由所有的臺灣人組成。(原稿完成於2007年)


蘇仲卿小檔案

臺大農化系學士(1950)、碩士(1954),美國Berkeley加州大學生化博士(1960)。曾任臺大農化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50~1999);中研院(合聘)副研究員、研究員、生化組長(植物所),籌備處主任、所長(動物所),籌備處主任、代所長(生化所);國科會(借調)國際合作處長;退休後曾任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5年)及顧問、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資深顧問、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研究中心資深顧問。現任臺大名譽教授、中研院通信研究員。專長植物生化與分子生物學,酵素工程技術。E-mail:jcs@ 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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