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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2

什麼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上)

文/李弘祺(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台大講座教授)

 

 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責任和目的一般都?是求真。這個?法並沒有錯,但是?什?要求真,這纔是根本的問題。事實上,研究歷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完美的規劃,幫助人們創造更?光明的前程。要這?做,歷史當然必須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面。因此,歷史求真的意義就是?了使我們對未來的憧憬有一個更可信賴的根基。也因此,人類寫了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然而,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卻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很多學歷史的人可能對它也不甚了了。就是有一定看法的人,他們之間的觀點也往往人言人殊。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答案麼?今天我就是想就這一點做一個分析,同時提出我自己對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樣的問題的個人看法。

 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都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例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對中國歷史的崇敬和想象。錢穆的書最大的特點便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也許今天的台灣人在我們的時空一點也無法感受他那種關心,因為今天的台灣,沒有太多人能同情、理解他所提倡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和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了。事實上,我們根本懷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會創造出像共產黨或舊的國民黨那樣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本稱頌中國文明和精神的歷史已經失去了它的客觀性和吸引力了。我們自然很難認定錢穆的《國史大綱》會是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了。然而在當年的中國,錢先生的書當然是一本重要而偉大的歷史著作。

 相同地,寫於拿破崙軍隊兵臨城下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這本書也曾經振奮了當時德國的國民,雖然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和自覺;開始覺得德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美好文化和歷史,並不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國的文化遜色。以前德國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寫作交談為榮,現在他們覺得這現象很慚愧,於是開始提倡用德文交談,用德文來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好締造德國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拿破崙的入侵當然引起日爾曼諸邦起來奮戰。《告德意志國民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裡,自然能激勵當時人的決心。雖然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不過,我們可以用它來代表一本能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我們知道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的理論是在德意志的地區發展出來的。簡單地說,德國人認為國家是自然和歷史的產物。所謂自然,它指的是人類生來就免不了的生存條件:他所依賴的最根本的、不可避免的環境,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是山川物產這樣的東西。就歷史條件言之,人類生來便屬於一個逃避不了的群體,這個群體以血統和語言為要素。它是這個人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是這兩個自覺的揉和而形成的。人類屬於一個他所認同的共同體,自然的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和價值都與這個共同體息息相關。同時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在自然環境上,覺得自己的鄉土永遠是最美好的,很難讓自己接受別的山川歷史。同一個共同體的人們的活動於是創造了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間/土地上面持續成長,並一代一代地繼續滋養這團體的生活條件和性格。從此而發展政府,用它來保護和維繫共同的關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歷史書自然地會表現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和價值。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很少沒有反映出這樣的精神和關心的。

  上面說的民族國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發展特別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訓練出來許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多以擅長敘述德意志的歷史而聞名。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與羅馬民族的歷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這本書奠定了他的聲譽,到他死時,這本書已經一再修訂和增補,變成了長達54卷的大書。以後還有許多德國史家踵續蘭克的志業,把闡述國家的歷史當作是歷史學的中心任務。

  但是蘭克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他的求真精神,更是因為他把路德教派的信仰提升到以前人們沒有想到的層面。我們都知道:德國的文學和德文的運用都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奠定的。路德所翻譯的《聖經》是最早的德文作品之一,德國人很多都是路德派的基督徒。因此一本像蘭克的這種書很自然地成了人人可以共鳴的作品。這樣的書,讀者很多,大家受它的影響,當然就傳佈很廣,變成了偉大的、人人讚不絕口的名著。

 相同的,十八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寫了《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成為名著,以後馬考萊(Thomas B. Macaulay)繼續寫成《詹姆斯二世登基以後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國人崇尚英國傳統和”價值”的重要著作。英國是經歷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國家,因此對宗教的熱誠幾乎是瘋狂。到了休姆的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煩,開始覺得英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應該是在於結合各色各樣不同的價值和信念的決心和能力,而不該過分讓宗教的熱誠支配生活。因此他認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觀點不可以作?支配英國文化的唯一動力。這種反惠格(Whig)派的觀點雖然和我們今天的想法有點出入,但是由於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同情和共鳴。

  接續他的馬考萊,他寫作的時代是英國帝國發展的高峰,他主張英國當時的種種成就是全人類都應該憧憬並努力模仿的對象。這樣的態度反映了當代英國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自信。也怪不得人們認為他寫出了十九世紀英國人的心聲,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但是馬考萊寫了5卷,也不過只涵蓋了17年的歷史,嚴格地說,這樣的歷史應當不會是什麼好的歷史,但是讀它的人卻非常的多。馬考萊相信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大眾。他的文字優美,提倡的正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思潮,因此洛陽紙貴,成為空前未有的巨著。讀他的書的人感到他們的理想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鼓舞和贊許,因此就使它更廣為流傳,成了人人談論的偉大作品。

 但是,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只在歌頌自己國家或政府,有的是對自己的國家做出十分嚴苛批判的。事實上,對時代精神的反映並不一定必須限在國家的這個範疇。例如明末的遺民王夫之,他寫的《讀通鑑論》和《宋論》,或者黃宗羲嘔心瀝血所寫得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充分地把亡國之痛表達出來,它們反映的是當時人的真正感情,因此他們都成了非常傑出的歷史家。不會有人懷疑這些作品是偉大的作品。與他們大約同時的顧炎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顧炎武的《日知錄》表面上看來,只是一本嚴謹的、考證的書,但是它的精神在於實事求是,正好反映了明末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自覺。他們渴望從陽明心學的末流解放出來。他的這本書因此立下了治學上面的一種典範,影響了當代人以及其後兩百多年的學風。《日知錄》果然是一本能充分反映當代思潮裏,求變之心的書,它更是一本用最細膩的考證把當代人對歷史方法的反省徹底地加以發揚的一本偉大的著作。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比較明顯的、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有的史書不帶濃厚的感情,令人讀來不會覺得熱血沸騰,或者不會令人感到哀怨悲悵,但是它們仍然成了偉大的作品。這是因?他們一樣反映了時代的關心和精神的需求。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是典型的例子。一般的讀者或許會覺得羅馬歷史和十八世紀的英國在時間和空間上相距甚遠,但是,任何人讀這部書的第十五和十六兩章,馬上會注意到他對基督教的描述充分的反映了?蒙時代的精神。這兩章特別有名,原因就是因?它們的精神和當代的宗教思想若合符節,能把時代的信念用最嚴肅而理性的文字表達了出來。

 

反映國家(共同體)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我認為一本偉大的歷史作品,它一定要反映國家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上面所提到錢穆的《國史大綱》除了它能充分地反映了中國人在1940年代的感受和關心之外,更因為它和當時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形成共鳴。當然,時代的關心和民族的精神不能完全分開,因為”國家”或”民族”是許多歷史作品的基本單位。但是國家和民族這兩個詞,事實上是到了十九世紀才變得重要;例如中國人從前只有天下的觀念,而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即使在宋末或明末,他們對蒙古人或滿洲人的排斥或仇恨也是站在文化上的立場,頂多只能說他們用的是種族的觀念來籠統表述他們對”外族”的仇恨。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很難逃避”民族”、歷史和傳統對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很自然地支配了他的識見和判斷,也很自然地左右了他的關心。所以雖然在二十世紀後半,西方興起了許多批判國家觀念或民族主義的論述,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仔細讀這些作品,便會發現他們關心之所在還是離不開”國家”。他們所觸及的材料大多還是以國家作為範圍。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一點:我不是要在這裡鼓吹民族主義。事實上,我是最反對民族主義的,即使我自己免不了會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而常常有偏愛台灣的特點,但是我至少在意識上,絕對是認為這樣的偏見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完全沒有意思要在這裡提倡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不能否定的是偉大的歷史作品一定會反映它的基本讀者群的關心和認同。這個認同的單位很難不是國家或民族,只是如上面所說,這個單位是廣義的單位。有些人以自己的城市作為寫作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認同是跟著這個城市的。例如古代的希臘,他們的認同顯然是自己的”城邦”。我們把雅典或斯巴達稱為”國家”,這是因為伯利克理斯(Pelicles),或者修昔底德(Thucidides)或者許許多多的雅典作家、歷史家、劇作家或思想家都是以雅典作為他們認同的對象,而相對地說,希臘反而只是一個地理名詞。這種情形在中古以降的意大利也是如此,所以梅特涅(Metternich)譏笑說意大利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寫的《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也反映相似的信念。《佛羅倫斯史》流傳了相當久,讓我們今天得以看到當時人對自己故鄉國家的看法和感情。今天,佛羅倫斯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在中古末葉,意大利不是一個國家,馬基維利的認同是在他的城市,所以他的著作很自然地以佛羅倫斯為單位,這樣當然引起當時人的喜歡和接納。

 與馬基維利同時的貴奇迪尼(Guicciardini),他也寫有一本《佛洛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但是這本書沒有完成,所以未能引起重視。另一方面,他也寫了一本《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坦白說,這本書出來時,沒有引起重視,主要是意大利人在當時對整個意大利還沒有關心和感情。這本書引起重視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由於蘭克的鼓吹。歷史學者這才開始討論為什麼貴奇迪尼在當時要寫這本書。蘭克這麼做,當然是因為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極為發達的時代,意大利也正在鼓吹統一。當貴奇迪尼寫《意大利史》時,有興趣的讀者實在不多,所以他的著作沒有受到注意,要到了十九世紀它才成了人們注意的對象。現代的西洋史學史家布萊薩(Ernst Breisach)引述十九世紀以來的學者,說貴奇迪尼的這本書,雖然精於考證,對一些事件或人物的描繪十分動人,但是缺乏”整體感”(wholeness)。我相信這裡的”整體”指的應當是意大利這個”歷史的單位”。我相信貴奇迪尼大概是沒法了解意大利是一個什麼東西。既然如此,他的書也就稱不上偉大了。

 說到這裡,我們馬上想起春秋時代的許多歷史本來也都是”國史”。《春秋》一書便是魯國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對孔子來說,周室的衰微固然是他關心的所在,但是他顯然認?魯的讀者才能真正同情他的關心,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魯大概保存了大量周室的典章制度和禮儀,《春秋》如果不是魯國史,那?它就可能湮沒無聞不能流傳,更不能成?中國和東方文明裏最重要的歷史典籍。

 用國家做單位來寫歷史,那麼這個沒有比德國人的成就更高的了。我在上面說到蘭克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意識,但是它真正的偉大乃是能把日耳曼民族的新教精神,也就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教義和信仰,拿來和日耳曼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他以後的德國史家,像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hann Gustav Droysen等人,他們的作品便充分地顯示出他們對德國民族和大地的熱情和認同。事實上,近代歷史學的發展的確跟十九世紀德國追求建國或統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時的德國人鼓吹日爾曼民族的文化經驗,希望從法國文化的枷鎖解放出來。但是他們追求建國的努力,雖然締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但也帶給他們和人類全體很大的悲劇。歷史這門學問因此也常常是人們想要發揚民族或國家的榮譽下的悲劇副產品。

 我在上面已經講過,近代國家觀念在中國原來是沒有的,但這並不表示中國不曾從很早的時候便有他們作?一個共同體的認同。事實上,從很早開始,中國人的歷史便是站在所有”文明人”的整體來寫作的。《左傳》如此,《史記》也是如此,《資治通鑒》更是如此,也因此會產生”正統”的問題,因為《資治通鑒》用魏做正統,引來朱熹批評說,居然有”某年某月,蜀入寇”這樣的記載。

 朱熹的批評很有意思。顯示出中國的文字和語法本來就是受到一個天下便只能有一個國家、一個正朔這樣的觀念的支配。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正統國家的歷史可以寫,其他的”國”,由於它們不是正統,不僅不許有自己的歷史,就連在人類全體的”天下”的歷史裡,它們也矮了一截。它們只能當作是正統歷史的一個”載記”,甚至於”霸史”,附帶寫上一筆就是。

 傳統中國的史觀因此把天下當作是一個”共同體”。天下的歷史就變成了一個共同體的歷史。中國偉大的歷史作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或一般所說的《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這四本書都是現代中國人可以驕傲的歷史作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是以讀者所想像的共同體空間為單位來寫成的。它們可以不用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時代感或慾望,但是它們充分地和當代人對時空的想像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和當時的中國人的價值和信念結合在一起。事實上,司馬遷就表達了他對當權者漢武帝的不滿。然而,這本書對歷史的看法,對中國人的生活理想和傳統的了解,以及它的文字都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我們今天用中文的人,想要表達事情發生得很快時,往往用”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話,它就是出於司馬遷。其他還有很多的例子,顯示出這樣一本書決定了兩千年來的華人的歷史思維,教他們如何了解自己、如何表達情感、如何記憶,如何安排他們所生存的空間。總之,這本書忠實地表現出來漢初中國人對他們的共同體的想像,因此它是一本偉大的作品。

 讀者當然要問:那麼《資治通鑒》呢?我認為《資治通鑒》的偉大處是因為它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對中國正統文化的關心。這本書相對於《史記》而言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主要是因為它的出發點是要讓君王實現他們統治天下的欲望。他不像《史記》一樣能忠實地、全面地把共同體生活空間的想像或記憶做出貼切的表達。它對一般老百姓,也就是人們全體的需求比較缺乏記載和關心,沒有真正的認同感。職是之故,《資治通鑒》不能和《史記》或《三國志》相比。

 相同地,朱熹的《通鑒綱目》更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著作。這一點不用我多說。因為朱熹不過是修訂了司馬光的正統觀,加進了他的非常濃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釋,但是他並沒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所以連一般歷史家所作的第一道工作也沒有。這樣的書因此算不得出色,更說不上是偉大了。

 當然,並不是說非要有歷史家的基本訓練和方法不可。上面我提到了一些書,它們的長處不在資料的收集、排比和考證。因此我們不必批評說朱熹沒有做這樣的初步工夫。重要的在於一本著作是不是仍然能反映一個共同體人們的基本關心,能把他們內心深處的嘆息用美好的文字和篇章表達出來。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最重要的莫過於把人們的認同用歷史發展的故事彰顯出來,使得讀這本書的人能感染到作者那種徹底的,忠實的、動人的、心底深處的感受。

  現在有很多人寫台灣歷史,可惜台灣史的研究雖然出版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是還沒看到偉大的著作。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為許多治台灣史的人,他們對台灣是不是一個”共同體”還不能確定。今天台灣的處境正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是一個”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其實正是會產生偉大歷史著作的時代,只是目前我還看不到。當然,我絕對不是說一個其他國家或共同體的人不能寫出一本關於這一個共同體的偉大史著。歷史上不乏其人。以古希臘的史家為例:波利比斯(Polybius)便用希臘文寫了一本《歷史》(Histories)。本書結果流傳青史,成為偉大的著作。波利比斯是一個被羅馬俘虜的希臘學者,他對羅馬能在短短的53年之間茁壯成長,變成世界的帝國,這樣的歷史令他十分的敬佩,因此發憤要寫一本書來說明羅馬的興起。結果就是這一本希臘文的有關羅馬憲法的歷史。可見,並不是只有一國的國民、生長在那一國的文化和傳統的歷史學家才寫得出一本偉大的、關於那個國家或共同體的歷史。(未完,下期待續)(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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