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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1

 經濟成長與教育知識化的社會效應

 文/孫震(台大名譽教授;台大校友總會理事長)

 

 我國教育的理念是德、智、體、群四育並重,或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隨著教育階層的升高,至高等教育階段,大致化約為德育和智育並重。學生的成績單至今有學業成績和操行成績;另有體育成績。然而實際上日愈集中在知識一育;而在知識一育中,也日愈傾向知識的手段化或工具化。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何以我國教育發展走向知識化,而知識走向工具化?教育的知識化和知識的工具化會產生何種社會效果,反過來影響國家發展?

 

一、我國傳統教育行為先於知識

 這篇文章談知識是相對於行為而言,談教育知識化是相對於行為的社會化而言。社會化指人在成長過程中學習節制自我以符合社會的期許。

    我國傳統教育先行為而後知識;或者說,重視行為勝於重視知識。最能代表這一思想的是《論語》中的一句話。孔子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

孝、弟、謹、信、愛眾與親仁都是行為的表現,只有文屬於知識。朱熹注:「文指詩書六藝之文。」孔子又說: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篇)

良驥之力相當於人的才智,德相當於人的品德。《論語》: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

文指知識,行指實踐,忠和信是行為的原則和做人的品德。《論語》所說的學,兼指知識(文)之學與行為之學。行為之學比知識之學更重要、更難,所以《論語》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要不斷的實踐。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要不斷的檢討有沒有做到。甚至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到七十歲才「從心所欲不逾矩」。學不是死讀書,而是讀書、明理、做人;明自然之理,也明社會之理;明社會之理方知應如何做人。

 重視知識與重視行為有不同的社會背景,也有不同的社會效果。人組成社會而營共同生活,彼此形成權利與義務、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對個人而言,社會是一個手段,以增進個人的福利。對社會而言,個人必須受一定的約束,盡一定的義務,效忠社會,社會才能有效達成眾多個人所期許的目的。如果社會不能為人民謀福利,則人民為什麼要組成社會受其限制與支配?如果人民不受社會的約束和支配,則社會如何組織眾人之力達成個人無法自力企及的福利?

 社會的目的用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話說,就是社會最大多數人最大的福利(happiness)。福利主要來自社會的穩定(stability)與經濟的進步(progress),其實就是古人所說的安、和、樂、利。在缺乏經濟進步的傳統或停滯(stagnant)社會中,社會的安定、和諧與人民的樂天知命是最重要的幸福來源。因此重視人際關係,強調行為應符合倫理,以促進社會之和諧、安定,乃成為教育最大之關注。

 以平均每人所得長時期持續增加為特質的經濟進步,也就是經濟成長,來自持續的技術進步,使生產力不斷提高。傳統社會並非沒有技術進步,然而由於技術進步為偶發、不連續的性質,以致技術進步所引起的生產增加、所得增加與生活改善,很快為隨之發生的人口增加所抵消,(這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因而人均所得復回到技術進步前的「低水準均衡」(low-level equilibrium)。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發現在西方工業革命前數千年間,世界人口不斷增加但生活很少改善,即表示過去並非沒有技術進步,只是缺少一種經濟制度不斷引進新技術,也缺少一種知識體系不斷產生新技術,後者有待17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前者有待18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工業革命。

 

二、經濟成長引起社會的變化

 進入現代經濟成長時期,科技不斷進步,人均所得持續增加,使社會在三方面發生重大轉變,即社會結構的轉變,人生態度的轉變,與人民福利函數的改變。

(一)社會結構的轉變

 經濟成長引起都市化,使人口向都市集中。人口現象從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成長到出生率減少、人口成長趨於緩慢或停滯;傳統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為只有夫妻子女、甚至沒有子女的小家庭所取代。教育機會平等和生育減少使婦女走出家庭,進入職場,追求理想;而經濟上的獨立,使女性在兩性關係中擴大自由平等的空間。自主性的增加,自我意志的伸張,壽命延長、健康狀況改善與青春常駐使傳統白首偕老的婚姻日愈不易維持,於是離婚率增加、再婚、甚至多次婚姻漸為社會接受,而習以為常。晚婚、性觀念的開放與節育技術的便利使性愛與婚姻分離,甚至與愛情分離。傳統家庭的功能被分割,有人選擇不要婚姻,有人選擇要婚姻不要子女,也有人選擇要子女不要婚姻。社會的約束鬆弛,個人種種自利的行為都容易找到適當的言辭予以合理化。

(二)人生態度的轉變

 在工業革命以前的農業時代,人民生活困苦,希望渺茫,看不到改善的機會,只有寄望於來生,或另外一個世界,不論是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工業革命使生產力提高,導致大量生產與消費,使人從物質滿足中得享塵世的快樂(worldly pleasure)。然後進入資訊時代(the information age),生產力大幅提升,人只需工作部分時間,即可獲得物質生活的滿足,因而有更多自由追求精神價值與自主生活。

 陶佛勒夫妻將經濟發展分為三波,農業社會是第一波,工業社會是第二波,資訊社會是第三波。第二波的特色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眾傳媒(mass media)、標準化、集中決策(central decision making)、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與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等。第三波的特色則是分殊化(diversification)、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少數受尊重、多種家庭形式:單親、再婚、不婚、無子女家庭等。

 經濟成長使人生態度從消極默從(passivism)轉變為積極進取(activism),從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轉變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從曲己從人、達成群體的任務,轉變為伸張自我、追逐個人的目標。

(三)福利函數的改變

 設社會的福利指標(W)取決於這個社會的「安」定、「和」諧,簡稱穩定(S),與經濟「利」益,簡化為人均所得(Y);另有一個常數(H),反映社會文化所決定的生活態度,則

  W = F (S, Y; H)

傳統社會缺少經濟進步,人均所得(Y)不變,而且因為人口增加之故經常維持在低均衡水準,福利的增加只有依靠社會安定與人際關係的和諧美好。經濟成長讓人意識到所得可以不斷提高,使生活改善,人生的選擇增加,自由擴大,因而調整社會制度與個人態度,努力追求成長。

 在另一方面,經濟成長所引起的制度和文化的變動,例如農村的消失,親情的淡薄,都市生活的疏離,競爭的壓力,失業的憂懼,個人追求財富權力或單純自我意志膨脹對傳統價值與倫理造成的傷害,都對社會的安定、和諧產生負面影響,以致福利降低。而成長帶來舊制度的崩解,以及和現代成長相配合的新制度尚待建立,也可能導致社會失秩,以致持續的經濟成長難以為繼。

 

三、從重視行為到重視知識

 當社會所重視的目的從穩定轉向進步或成長,教育的主流隨之從行為或倫理轉向知識,以提供經濟成長所依賴的致用之學。其他一切人文素養都成為不急之務,而社會機制有效運作所依賴的倫理道德被視為迂闊。令人想到《論語》子路對孔子的評論。孔子認為為政應先「正名」,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迂也。」(子路篇)

 台灣在上個世紀後期的50多年中,經濟發展成績斐然,經濟成長之快速領袖群倫,1960年代外銷導向的經濟政策,70年代到80年代漸進的經濟自由化,成為後來所有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典範。然而被稱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建築師、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在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現,中國雖然自古以來重視倫理,但重視的是有特定關係者之間的倫理,例如「五倫」,至於對沒有特定關係、不可確指的一般陌生大眾,則較少在意他們的權益而輕易加以侵犯。因此公共秩序不易建立,公共利益不易維護。1981年李國鼎著文提倡「第六倫」,即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倫理。他說:「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與落後的人民。」這裡所說的落後是指道德上的落後。他後來並成立「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加以推動。然而隨了經濟發展,台灣的倫理日愈敗壞,李國鼎晚年有一次很感慨的說:「現在台灣連五倫都沒有了,還談什麼第六倫!」

 大約兩三年前,台灣的電視節目放映<危險任務>。說是美國一位父親競選市長,正當緊張時刻,兒子酒醉駕車殺人。兒子對父親說:「努力工作,省吃儉用,累積財富,讓子女可以自由放縱,終於自我毀滅。這就是美國夢,恭喜你做到了。」我們所追逐的目的葬送了我們的幸福。其實這不只是美國夢,也是所有追逐經濟成長忽略社會安定的國家共同的夢。

 另外一位台灣經濟發展的領航人孫運璿先生,晚年看到社會的亂象,遺憾他任行政院長時,未能像重視經濟建設一樣重視台灣的文化建設。

 中國自古就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然而早在兩千多年前,亞聖孟子就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又說: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篇>)

「世風」是否真的今不如古?

 證嚴法師今年8月9日在她《中國時報》的專論中說:

「現在的社會亂象紛沓,導致青少年失去正軌的指引,尤其尊師重道的精神淪喪,是非標準不清,很令人擔心。」

她說:

「我們要發心立願教導孩子,最基本的形象要端正,行為舉止要合宜,進而懂得禮義廉恥,能敬重師長,友愛同儕,進出有禮儀,對自己知廉恥。不論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要相輔相成,互相導向正道。」

 她在同年8月23日另外一篇時報專論中又說:

「看看現在的社會風氣、媒體報導,有時候真令人膽寒,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十分無奈。

「尤其現代人倫道德式微,禮義廉恥觀念愈來愈淡薄,以致個人行為放縱,不知覺中多造惡業,連帶家庭、社會累積惡業。這就是一個人自心生惡,擾亂自己的家庭;人人心念生惡,則擾亂整個社會,不得安寧,人心造就共業。」

 個人放縱自己的意志,追逐自己的利益,利之所在,不論是非,不知羞恥,任何傷風敗俗、害人禍國的行為都可以找到一套合理化的說辭。人而無恥,還有什麼說不出來的謊言,和做不出來的壞事呢?道德敗壞,社會沈淪,終將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台灣近年經濟成長遲滯,前途悲觀,識者以為政府的政策失誤有以致之;但又何嘗不是社會道德墮落在政治上的表現。名政論家南方朔在他最近《中國時報》的「星期專論」中感嘆說:「政治怎麼搞到如此夭壽」!(94年8月29日)

 

四、知識工具化的隱憂

 社會以經濟成長為首要目的,過分追求快速成長不僅使教育背離德智平衡的理念,而且有使知識教育重實用而輕根本的偏失。以台灣過去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政府的政策重理工而輕人文社會,而在理工之間又重工輕理。這一政策在集中稀少資源達到快速經濟成長的目標方面確有顯著的功效,對台灣在1980年代和90年代科技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然而終非國家教育長期發展的正道。教育的根本在求善與求真,過分急切追逐短期目標不僅難以持續,也易導致弊端。

 台大物理系高涌泉教授在92年4月23日《中央日報》一篇題目為<沉淪>的大作中,引用愛因斯坦向普朗克(Max Planck)致敬的短文說:在科學的殿堂中有人為了成名,有人為了獲利,如果有一天,天使降臨,把他們趕走,仍會有少數人純然為了科學本身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普朗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高教授說:「名利之心雖有其正面價值,卻也不時會引來愚蠢的行為。」他舉熊恩為例:熊恩於1997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被延聘至貝爾實驗室做研究,表現傑出,從1998年到2002年發表將近100篇論文,而且廣被引用。後來為人檢舉,發現他在多篇論文中偽造或扭曲數據,結果被貝爾實驗室解聘。

 如今我們政府正在推行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的計畫,很多大學大力獎助教師研究與發表,固然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時刻不要忘記,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有了新知才發表,而不是為發表而求知。

 

五、教育的社會使命

 富有並不是和倫理無關,經濟成長並不是和社會穩定無關,在前節的福利函數中,穩定(S)和進步(Y)不是兩個獨立的變數,而是兩個互依的變動。

 近年世界銀行談經濟發展重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社會資本是指在社會上的價值引導與規範節制之下,社會分子所表現出來的人際關係(networks)與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而價值與規範建立在健全的社會組織(organizations)與有效的社會制度(institutions)之上。例如清廉的政府,公正的司法,和知恥的文化。

 李國鼎的第六倫其實就是社會資本中的社會信任,然而缺少有效的制度,很難形成信任。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早在240多年前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就指出,傳統社會同一家族的人傾向集居於一處,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現代國家(他稱為商業國家)法令制度健全,人不論在何處,都可得到周全的保障,方邁出家庭,走向廣大的世界。所以並不是東方人的行為模式是特殊主義,西方人的行為模式是普遍主義,而是在不同的客觀環境下,有不同的合理因應方式,以求自保。

 人不是不願相信陌生人,而是不願承擔信任產生的傷害。所以有經驗的前輩要提醒充滿熱忱的年輕人:「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

 不過我們也不能以制度不健全為藉口將爾虞我詐正當化。正如證嚴法師所說:我們需要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相輔相成,導向正道。遺憾的是當前社會正在日日夜夜做出反面的示範,尤其政治方面的一些作為,令人感到只有邪惡才能當道。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這句話的反面意義自然是「上樑不正下樑歪。」

 很多是夫妻兩人都忙於生計的家庭,或心力交瘁的單親父母,已經少有餘力管教子女,何況在社會風氣強烈的影響下,到達一定年齡的子女未必接受約束。

 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困境使學校更需獨立擔當教育的大任。然而學校教育也有其困境,學校教育的困境主要在於激烈的升學競爭引導教育的方向,扭曲教育的內容,以致形式上雖以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為理想,但實質上獨尊智育,少有餘力兼顧其他四育,則是較常看到的現象。

 近年大學的容量擴大,高中階段一般高中對高職的比例提高,拓寬國中生升大學的管道,然而社會上的反應似乎念大學更困難,學生的課業負擔和經濟負擔更沉重,需要我們教育工作者繼續努力,虛心研究。基本上,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需要有一些人堅持一些社會的基礎價值,求真、求善、求美,不為流俗引領而與世浮沉。這是否會讓我們想起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他的愛徒顏回寬慰他的話:「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本文為94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94年聯合年會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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