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印此頁 列印此頁

特稿

 

科學、人文與人生

文•照片提供/謝繼昌(人類學系教授)

編按:人類學系在2月24日為前系主任謝繼昌教授舉行榮退學術演講會,當天,人類學系師生、系友,中研院民族所同仁及原住民友人等近200位貴賓與會,在該系巧思下,安排學生摯友致贈禮物,開放來賓與謝教授對話,讓現場氣氛時而溫馨,時而熱烈,又笑聲不斷。

 

 謝教授專攻生態人類學、教育人類學、親屬研究、平埔族研究,以及人類學理論、家庭與文化研究等,著有《仰之村的家庭組織》、《凱達格蘭古文書》等專書9冊,論文60餘篇。近年對人類學之社會科學與詮釋學屬性的拉距,深感興趣,曾撰文<科學人類學與詮釋人類學的整合>,企圖尋求人類學的「統一論」。

 

 身為虔誠的基督徒,謝繼昌教授表示,退休後除在系中兼任教學外,將致力於傳揚福音,讓更多人活出生命,活出喜樂。以下為謝教授演講全文,刊出與您分享。

  

前面的話:感想與感恩

  時間快速過去,使人渾然沒有察覺,已經到了退休的時候。我於1940(民國29)年抗日戰爭中,出生於河北省。母親在我3歲時,千辛萬苦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四人來南方尋找父親,當時父親隻身南下是為了躲避在家鄉共產黨的攪擾及威脅,我們全家於1946年遷到台灣台北市,我9月就讀小學一年級。中學六年讀的是建國中學。1958年考進台大人類學系(當時叫考古人類學系)。考古人類系是一個冷門的系,但是卻有李濟、石璋如、高去尋、凌純聲、芮逸夫、董作賓、董同龢、衛惠林、陳紹馨等知名教授。1962年畢業,隨即進入碩士班就讀。1974年,我在系上作兼任講師,是我的老師、系主任唐美君教授聘用的。1981年我與石磊教授一起被系主任尹建中教授聘為中央研究院和台灣大學的合聘教授,直至1986年我移居美國為止。之後,由於父母年邁多病以及系上的懇切邀請,我於1990年回到了台大人類學系擔任專任教授,服務了將近十六年。記得1978年自美國拿到學位回來,常和李光周、尹建中兩位教授見面,光周是李濟老師的公子,建中是我初中地理老師禹文貞的獨子,我們因為年齡相仿,意見交換頗多,他們意氣風發,對人類學和大學教育的發展,充滿雄心壯志。但是光周兄於1986年,建中兄於1998年先後突然逝世,分別得年47和58,可說壯志未酬,對台大人類系和台灣人類學打擊頗深。我亦喪失了兩位亦師亦友的朋友。

 

 在此,個人有一些感恩的話:從在台大人類系裡作學生,老師們一個個作古,現在尚有三位院士級的老師們健在,沒有老師就沒有我,所以我非常感謝老師們。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十多年,我年輕的成長的歲月是在那裡度過的,創辦民族所的凌純聲教授以及呵護該所成長的衛惠林、李亦園、劉斌雄、劉枝萬、王崧興、文崇一、林衡立、丘其謙、石磊諸位先進教授,給予一個自由的研究空間。此外,同輩的莊英章、徐正光等教授及其他所內同仁,也都給予我指教和協助。我感覺那些年為我以後的學術生涯奠定了根基,這是我要由衷感謝的。後來因為為個人原因,離開民族所,實在是依依不捨。在台大人類學系工作二十多年,前後的系主任有唐美君、尹建中、李光周、黃士強、崔伊蘭、連照美、謝世忠諸位教授。在我系主任兩任,中間夾了謝世忠主任三年,九年間,我們聘任了六位年輕的人類學家,學有專攻,充滿熱忱,因此台大人類學系已到了轉型的階段。宋文薰教授和曾振名教授是多年同仁,宋教授更是我大學時代的啟蒙老師。我感謝一路上師友的扶持,尤其人類學系是我工作最長的一個地方,這裡的師友、同事與學生,是我最難忘的,謝謝大家的情誼、寬容與提攜。也多謝內人秋玲一路的扶持以及神恩的豐沛。

 

科學、人文與人生

   我今天要談人類學,我所講的人類學多半指的是文化人類學。因為在座的有許多不是學人類學的,所以我將設法少用艱澀的名詞,但有時還是用了,請多包涵。

 

 人類學開始於與異文化的接觸,為了瞭解異族及其奇風異俗,人類學於是誕生。在研究異文化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是會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較,也就開始想對自己的文化作深入的瞭解。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到來,異文化社區大幅減少,也促使人類學轉而更多研究自己的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發現以異文化做一面鏡子是瞭解自己文化的捷徑,人類學自始就有認識自己的使命,經由對自己的充分認識,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知彼知己,固不必兵戎相見,以求百戰百勝,但對彼此溝通,減少族群衝突,營造祥和氣氛,卻有正面的意義。這也是應用人類學的所致力的目標。對自己有充分的瞭解以後,也就能對全人類有深入的認識。

 

 我於1968年到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深造,當年結構功能論盛行,華大的人類系教授有很深的生態取向,生態系統與結構功能可說一拍即合。當時科學主義當道,系中老師,不分文化、體質、考古、語言,都是類似的理論取向。我跟語言人類學教授Marshall Durbin學了形式分析與成分分析的民族科學的研究。系主任生態人類學家John W. Bennett用生態適應的架構研究加拿大北美大平原上的四個群體,寫成了Northern Plainsmen(1969)一書,對我影響不小。論文指導教授Robert L. Canfield為一阿富汗研究專家,他在結構功能之外,又指出歷史面向的重要。他是一位基督徒,對學生熱心,在我最後撰寫論文的期間,為了便於修改論文,甚至讓我搬到他家去住。對於一個外國學生,這確實是一莫大恩惠。考古教授是知名的女考古家Patty Jo Watson。體質教授是Stephen Molnar。我於1972年回到台灣做我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參加了張光直先生的「濁大計畫」,在埔里平原做社區研究。次年我回到之前曾工作兩年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也到台大人類系兼任講師。當時開的是「生態人類學」。1978年我拿到華大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內容是埔里一個社區的漢人親屬的研究。由於這個社區的根基是平埔族群的Babuza,所以我的研究與平埔乃至族群發生了關係。論文中我強調水利生態的變數,採取結構功能的架構。無論如何,從大學時代一直到我完成博士論文,我是在結構功能論以及科學主義的影響下。

 

 我在1962年讀台大的碩士班,參加凌純聲教授的台東平原計畫,田野地點是台東縣卑南鄉大南社的魯凱族。1978年後,我的田野工作地點有台北縣深坑鄉、屏東縣九如鄉以及高雄縣三民鄉等。我研究漢人,也研究原住民。

 

 將近三年前,我在宋文薰教授八十華誕論文集中,寫了一篇名為<科學人類學與詮釋人類學的整合>的文章。我認為極端的科學人類學與極端的詮釋人類學都是不可取的。科學人類學的研究通常用結構功能的架構,缺乏主動性和實踐性的探討。將人類化約到生物乃至物質的層面,是很狹隘的自然科學的取向,我們知道,人類固然有物質和生物的層面,也有性格的層面,更有靈性的一面。人的存在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人類網絡關係形成的群體更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但是人類學家的研究,多半把這些現象視為客觀獨立的存在,與被研究者的內裡世界無關,更與研究者無關,換言之,無論誰去研究,能力差不多,結果應該是相似的。他們認為如此才「科學」。已有人類學家做過研究的地方,就不需要別人再費力去研究。象徵人類學或詮釋人類學則對結構功能論提出檢討,認為意義的研究是重要的,著重與被研究者的對話,也開始強調被研究者的多樣性,因而突顯特殊性而不著重通則的尋覓,乃至被批評為「見樹不見林」。我在文中表示,我覺得兩種人類學似乎應該整合,但是對於整合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整合,見仁見智,還有待探討及就教於同道們。

 

 在我進入人類學領域時,老師們就教導「土著觀點」的重要性,並且認為非長時間作田野工作不能進入被研究者的觀點。但是當時受文化本質論和一致性的論點的蒙蔽,認為土著觀點是單數的,並且是不變的,因而檢討起來,如此所得到的土著觀點乃是研究者的建構,而非土著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理論,受到Max Gluckman等之衝突論的批評,但衝突論也只是對功能論作一些修正而已,難免僵硬化。自後現代的反思人類學興起後,對傳統人類學的理論和民族誌的權威性提出質疑。開始探討研究者本身的特質和觀點,所造成的詮釋的不同。著重與被研究者互動的分析。強調脈絡(context)對被研究者的影響,即留意被研究對象與外界的關係。之後實踐論興起,日常生活與個人成為焦點;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為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著重生活的實踐。當然依照Clifford Geertz的說法,我們更知道「土著觀點」的不可得,最多只是較接近而已。

 

 隨著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東方主義》一書,引起對「他者」迷思的許多檢討。人們發現「他者」(研究對象)是被建構的。他提到學者如何將「東方人」和「西方人」建構成截然不同的人類。「東方人」在西方學者的筆下成為充滿異國情調的群體。類似的情形是,我們在研究「他者」時,會將「他者」建構成具有高度同質性(如單純、憨厚、愚鈍等),與我們的高度複雜性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了突顯「他者」與自己的不同,以便於使用簡潔的概念來描述他們,就刻意隱藏彼此的相似點而渲染差異點。但此時所描繪的差異則是二分法下的差異,是過度概化下的差異,造成了扭曲,因而形成對實際差異現象的抹煞。

 

 但是即使人類學經過後現代的人類學反思,人類學開始強調思維、情感、知識的探討,但是它很少觸及人心深處的問題。雖然經過對土著觀點的檢視,日常生活的實踐的探討,我覺得還是沒有摸著人的內心,尤其是靈性的一部分。通常我們可以把人分為靈、魂、體三部分,體是生物的,與我們生理的慾望密切相關;魂是我們的心思、情感與意志,我們的性格、性情、感情則屬於魂;按照恢復本《聖經》的註解,靈則包括良心、交通與直覺,我們的宗教情操則屬於靈。一個人的良心受了責備,就是他的靈的功能的運作的結果。人類學對宗教作了不少的研究,但多在功能上、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做研究,幾乎不作人內裡「靈」的研究,好像認為靈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又常聽見從田野回來的見證說,靈是存在的。

 

 傳統人類學把學術與應用分開,認為應用不是人類學家的事,所以被說為「躲在象牙塔裡,不食人間煙火。」但是自從應用人類學發展以後,一些人類學家也走入社會,積極做應用的工作。應用人類學強調由於人類學的深入田野工作,使它擅長人際關係的探討,因此可以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此外,由於人類學的全貌觀和比較觀點,加上理論的深入探討,應用人類學家常能對社會問題提出極佳的對策。我覺得應用人類學已走出了的傳統,應該更進一步發展,也有許多發展的空間。但是應用人類學所觸及的似乎僅是體和魂的層面,並沒有觸及更深的靈的問題。我懷疑應用人類學以及許多應用社會科學,對人類及其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能解決多少?例如法律是一門富於應用的學問,但是法律面在對「惡法亦法」、「自由心證」以及情、理、法之間的矛盾之類的問題時,仍顯露了捉襟見肘的窘相。今天各國官員許多是學法律的,他們的知識到底是幫百姓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問題(如鑽法律漏洞的層出不窮)?《聖經》<耶利米書>17章9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法醫治,誰能識透呢?」我想問題是這些官員的心都出了問題,他們的魂和靈都出了問題,他們能不危害社會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所以我個人認為只有知識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回歸到人類有的「靈」(包括良心)的問題。「靈」必須予以涵詠(清理、維持與成長),使人人有清明的靈,如此才能使我們的社會祥和與進步。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自有人類,人類社會問題就一直存在著,並且越來越多,也永遠無法都解決。這存在著一個弔詭的現象,可說福禍相倚而生,這是怎麼說呢?人的腦容量特別大,為黑猩猩的三倍,所以人的智慧特別高,此外人又有靈性,就是有靈,成為萬物之靈。但是也因為人的腦袋特別大,人不得不提早離開母腹,所以人是「瓜未成熟就落蒂」的,因此人的幼兒依賴期長,今日年輕人更因教育、社會的原因,常到了三十多歲還靠著父母生活。也就因為如此,人的親情特別重要,父母的教養傳承、孵育了人類生存所需的文化,也使得人類文化內容豐富而有多樣性。另外,人類是完全直立行走的生物,他的雙手可以便利地拿東西,與人擁抱,與人分享,製作工具。因此,人有複雜的情感生活、社會生活以及高度發展的技術,使得人類文化的發展達到無以倫比的程度。

 

 上天除了給予人類聰明的頭腦,也賦予人類產生語言的配套生物特質。嬰孩到兩歲大時,喉頭開始下降,下降至第四乃至第七頸椎的位置。本來可以同時喝水與呼吸的嬰孩,兩歲以後再如此為之,則會產生嗆到的現象。但是喉頭下降使發聲的部位增大,因而人類能發出美妙的歌聲和能與人充分溝通的數千種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主要的負載者,它豐富了文化,也使得人類的文化能傳承與發揚光大下去。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人類有五、六千種之多的語言,造成了人群溝通的嚴重障礙。人類的文化和語言固然是五彩繽紛,但卻造成勾心鬥角,不能共榮互利的生活。可說福兮、禍兮相繼而來,人類的優點,也就是人類的缺點,人類的優勢處境,也就是人類的弱勢處境。雖然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我們要和而不同」,但是談何容易!社會的亂象,家庭的破碎,國際間的紛紛攘攘,使我們不得不對人類喪失了信心。

 

 人類的聰明大腦、語言、高度製作工具的能力與社群生活,使得人類的文化高度的發展。但是各位都深知在人與人相處上,以及人與自己心靈的關係上,我們有層出不窮的問題。人的強烈的自主性,使得人類難以和諧相處。晚近的人類學,認為這就是人類的真相和本相,必須以多元的、實踐的、詮釋的角度來呈現。我認為人類的本相被暴露以後,還必須尋求如何解決人類的問題。各種諮詢、法律、學問都試圖給予答案,但效果都是微乎其微。因為它們的答案,都只在魂和體的層面,鮮少觸及人類內裡的靈。它們談到的都是外表的方法,並不談生命(內裡的靈所彰顯的),人欠缺內裡的生命,所以常不喜樂;有了生命,就有能力和活力勝過軟弱的人性,能喜樂,也能活出喜樂洋溢的團體生活。我個人覺得這似乎只有靠引入宗教的情操與靈的操練、涵詠,才能達成。

 

    文化人類學家通常都要到異文化的社區去做長期的田野工作,因而培養了欣賞、尊重及包容異文化的胸襟與態度,他們稱之為「文化相對論」,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文化人類學家也發現過度的「文化相對論」卻是有害的,它會宣稱即使兇殘的納粹集體屠殺行為,也有其正當性。試看今日的年輕人常有「我愛怎麼就怎麼,誰管得著我!」的態度,正是另一種的極端的「文化相對論」。文化人類學家發現人類社會的亂源在於人類的一逞自己的貪慾而不顧別人的死活。其他學科以及政府都在尋找答案,但是只有治標的效果,而常至治絲而棼。人類學也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因此應用人類學應運而生。但是感覺應用人類學能夠解決的也很有限。目前的應用人類學,所能處理的是偏於表象的事,並不能處理人心的靈的問題。

 

 以下我想談一談作為應用人類學一支的醫療人類學。今日因為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健康,使得人類疾病叢生,怪病也多。醫療人類學發現在醫療中,文化因素極為重要,就如飲食習慣、衛生標準、家庭關係、民俗醫病體系等。俗語說:「上醫醫人,下醫醫病」,醫療人類學呼應此種說法,主張整體的來看一個病人。我們知道人是整體的,包括靈、魂、體(身體、心思、情感、意志、良心、直覺等),一般醫生的治療只限於身體,只處理體的部分;醫療人類學則強調從魂(心思、情感、意志)的部分來進行醫治,二者都沒有也不能處理靈的部分。其實,許多人類的疾病是由於靈出了問題。

 

 記得三年前,有一個學期,我曾義務擔任金華國中的「生命教育」課,每週一次,清早七時半上課,每次50分鐘。「生命教育」課的設立,是因為最近十多年來,青少年普遍適應不良,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不知生命的意義何在,自殺案例暴增。青少年物質生活是富裕的,但是精神生活卻是貧乏的。教育部有鑑於此,於是設計了這個必修但不算分數的課,希望由於對青少年的關心,使之重拾人生的意義。我教的那一班是國一學生,由三、四個老師協同來教,我們有教材,有道具和錄影帶,在活潑輕鬆氣氛下達成學習的效果。青少年問題是我們這個似乎熟悉又變質的社會之問題的冰山一角。我們整個社會都有了問題。我在想人類學能作些什麼?走出象牙塔的人類學,以它的全貌觀和深入的研究,能對我們這個社會乃至人類整體有什麼貢獻?所謂的科學的、客觀的、外在的研究,不能觸及人類的心靈;所謂的反省的、詮釋的、意義的研究,彰顯了人本身和人類群體的複雜性,但是理又理,理還亂,使人如墮五里霧中,不知所從。往往是強調了文化的相對論,而不能形成有效的決策。但是我認為人類學以及整個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仍有其極限,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社會科學以及法律的努力,都只是治標的,我們需要從人類心靈來的屬靈的建設。換言之,我認為今日社會的鍼砭,應是多管齊下的,應有諮商、社會科學(包括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人類等等)的參與,也應有對靈和生命探討的宗教的參與。

 

展望

  最後,我覺得台灣的人類學,經過光復後眾多學者的努力,有了許多的成果,但是我們不能自滿,更不能故步自封,全球各地各方的人類學研究都在突飛猛進,但是由於地球村的到來,彼此觀摩的機會,可以說非常方便,如不把握機會,則會被人遠拋在後。我們必須盡量與外界接觸,人類學的一個特性就是向外發展,如果反其道而行,它就會萎縮。我們必須立基台灣,放眼天下。舉個例,去年7月初,我曾到北京的三所大學和研究機構訪問,我在三場演講會上,都介紹了台大人類系的發展,他們感覺很有興趣。其中的中央民族大學表示對於台大人類系願意提供田野工作的協助。我覺得拓展大陸的田野工作(包括文化的以及考古的),應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其實,政大和清華早已開始。對岸的人類學是我們的勁敵,我們絕對不可忽視他們,如果有具體的合作計畫,當可收彼此切磋之效。(2006年2月24日發表於榮退學術演講會)

發表迴響

你可以使用 HTML標簽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